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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國家不是推動世界安全發展的主導力量,但卻是國際實力較量並推動國際實力變化的重要舞台。 |
中評社北京4月20日電(評論員 齊雲鴻)幾個月來,中東地區發生劇烈變化和動蕩,引起世界矚目。這不是偶然的, 有其內外因素。中東在發展水平序列中居於邊緣。中東地區工業文明雖然受到近代和現代工業文明衝擊之後有所發展,但依然與世界的發展步履有所差距。中東國家的自身發展受到歷史包袱的局限,加之近現代殖民統治,導致其在近代和現代、當代的發展坐標中居於邊緣地位,即便有部分石油美元富國也沒有改變其整體上的邊緣地位。
從流行的幾種體系觀來看,不管是阿根廷的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還是埃及的薩米爾•阿明,乃至美國的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他們實際堅持的觀點異曲同工,都是強調國際體系的不平等性,指出世界體系是實質存在先進與落後,富裕與貧窮,邊緣與中心之分。的確,當今世界,從技術層面帶來的交流表象看,世界是“平”的,但實際上世界是不平等的,而是存在著貧富、科技、生活等各方面的巨大差距和鴻溝。顯然,按照這些體系論的設計,中東在經濟科技發育、政治模式影響力等方面並不處於中心位置。
受到政治發育程度、經濟發展水平、各類矛盾交織等因素影響,在全球化大潮和大國幹預面前,中東國家自身的力量有限。各國政體複雜多樣,現代政治發育並不完整,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二戰後許多原來的君主制國家轉而實行資產階級共和制,但不少國家的共和政體仍帶有比較濃厚的傳統歷史色彩、宗教色彩並實行事實上的總統終身制。子承父業、弟承兄業的政權延續方式仍在許多中東地區國家存在。中東的近代和現代史多次表明,政治制度發育相對不成熟容易引發局勢動蕩,個別地區霸權主義者也曾經是地區不穩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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