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日關係的“變”，第一方面就突出體現為民族主義主流情緒之下，兩國民意仍有積極向好的態勢在生發和滋長。
這一方面表現為日本執政當局繼續吸取以往錯誤教訓，在參拜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上持續自律，另一方面表現為部分民族主義事件沒有持續發酵蔓延，反省檢討和換位思考的苗頭漸漸多起來。如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巨災發生後，主流民意對部分幸災樂禍者進行了過街老鼠式地痛擊。另外，黑龍江砸碑事件發生時，中國國內先後有紅十字會黑幕、杭深動車事故等民憤極大的諸多事態發生，媒體輿論既對此舉未有過多關注的興趣，更導致民眾對此舉評價的顯著分化和爭議，這與以前類似反日民族主義舉動一邊倒評價和呼應的格局形成鮮明對比。日本方面，儘管也有諸如野田佳彥所謂“A級戰犯不是戰爭犯罪人”的不和諧音，但右翼強硬勢力的影響也並無擴展和加強，理性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聲音仍然占據主流。
中日關係的另外一“變”，則體現在雙方無論在政治勢力還是在政策傾向等方面，中間化、理性化趨勢已然成為大勢，足以逼迫和牽制諸多極端勢力和聲音。
新的首相即使骨子裡親美遠華，策略上卻只能採取現實主義的理性中間路線，即親美友華；至於偏右勢力大本營的自民黨，短期內更無出頭之日。在中國方面，對日政策論爭的情勢也大致類似。這些都表明經過近5年來的不懈努力，中日關係積極健康的軌道漸漸成形，儘管其間也有意外和麻煩，但正式軌道的牽引力日趨明顯，各方均不得不正視並適應這一難以動搖的大趨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