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增進互信。受害者心態的根源在於缺乏互信，而缺乏互信則源於相互認知的扭曲和價值觀念的分歧。為改變這種狀況，除了各方在一軌層次要繼續加強交流外，二軌的媒體和學者也必須有所作為。各方媒體必須擔負起正面塑造公眾認知、防止輿論惡性互動的責任，確保理性、溫和、建設性的聲音占據主流；就各方學者而言，在中國和東盟同時經歷現代化轉型的關鍵階段，雙方有必要同日韓等國一道，攜手探尋新時期“亞洲價值觀”具體內涵。亞洲價值觀將有助於亞洲各國形成更符合時代潮流和地區特點的“亞洲發展觀”與“亞洲安全觀”，為亞太新秩序奠定更為深厚的人文基礎。只要各方平心靜氣，探尋“共通價值”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是管控爭端。求同存異、先易後難，一直是亞太區域合作得以持續推進的重要法寶，新時期的各國互動應繼續堅持這些原則。這要求各國必須懂得自我克制和換位思考，防止國內決策被極端勢力或自負心理綁架，盡量避免內外大局的惡性互動。
四是實現共管。亞太各方在引導亞太發展過程中利害相關、各有短長，任何國家都不可能一枝獨秀、一家獨大。所以，各方應摒棄傳統觀念，探討在亞太實行“集體領導”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如有適當平台，實現共管亞太將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合理選擇。
就此而言，中國既不必對其他國家的雙邊、三邊和多邊互動過於敏感，也可適度參與和主動創建更多對話與合作機制，為更大範圍內的實質性合作奠定機制和規則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