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支重要的國際力量理應在國際組織最高領導人任職方面得到反映。但當前世界四大最重要機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的領導人，無一人是來自上述國家。
其中，除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曾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擔任過秘書長和總幹事之職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和世界銀行長則長期被歐洲人和美國人把持，久而久之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一種“潛規則”。金融危機後，歐美等國雖聲稱要改革國際秩序，以體現新興國家實力上升的事實，但實質性改革鮮有所見。新興國家在國際事務中仍然扮演的是跑龍套和吆喝的角色，國際責任越來越重，但權力並未相應增長。
“後危機時代”的世界格局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片亂象，但最根本的無外乎歐美實力的相對下降和新興國家影響力的不斷上升。雖然歐洲人不願承認，但“金磚五國”反對歐洲人出任IMF總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正是，“雙危機”衝擊下的歐洲國際影響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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