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弱勢民主。這場戰爭給伊拉克留下的最大政治遺產，就是所謂“民主政體”。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看上去替伊拉克做了件好事，實則遠非那麼簡單。西方學者阿羅曾總結出一條“不可能定理”：假定社會中每個成員能夠做出理性選擇，社會選擇要麼是由民主程序（多數票決定規則）達到，但不滿足理性條件；要麼是滿足理性條件，但由獨裁者做出。換言之，民主實際是以犧牲部分效率為代價的。
就伊拉克情況而言，當前安全形勢嚴峻，教派對立嚴重，經濟百廢待興，最需要的是加強中央集權，但美國為其開出的民主化藥方，使伊拉克有了民主，卻犧牲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和行動效率。當初馬利基從選舉勝利到最後組閣，居然耗費八個多月時間。長時期的政治空轉狀態嚴重影響了伊拉克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電力供應不足，缺乏潔淨飲用水。早熟的民主化使該國既有問題解決難度加大，公眾對伊拉克政治家日漸失去耐心。
第三是依附性經濟。從經濟角度看，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逐利本性，決定了其生產是個無限擴大過去，由此決定其需要不斷開拓海外市場，否則就將陷入經濟危機。換個角度看，對外製造災難、轉嫁危機就成了緩解自身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因此有學者將當前的資本主義稱為“災難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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