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由於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基於樹大招風的古訓，中國仍將越來越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中國責任論”很可能成為繼“中國威脅論”之後，外界指責中國的另一常用藉口。有鑒於此，今後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從糾正外界的片面認識入手，避免“中國責任論”的過度膨脹。從近來的動向來看，中國外交已經開始這方面的調整。前段時間，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接連發表評論，重申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屬性，這次中歐戰略對話舉辦地的選擇，也都具有風向標意義。
當然，作為一個已經崛起的大國，中國也應承擔起與地位和能力相稱的國際責任，否則就不能成為一個令人尊敬的世界強國。對此，戴秉國表示，“中國在發展的同時，也不會逃避國際責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一定會盡該盡的責任，比如中國已為克服國際金融危機作出了自己的積極貢獻。”當然，這與西方輿論炒作的“中國責任論”是有本質不同的，這裡的關鍵區別是是否與中國的能力相稱。
還是回到中歐戰略對話舉辦地這個話題。近年來，隨著中國城市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國際會議開始在京滬以外的“二線”城市舉行。比如2008年中美商貿聯委會在杭州舉行、2008年1月第五次中美戰略對話在貴陽舉行、去年11月第12次中歐首腦峰會在南京舉行。不過我們注意到，除了杭州、南京這樣的沿海發達城市外，落後省份城市中只有貴陽承辦過高規格外交會議，且接連兩次。這或許與戴秉國國務委員的支持與推動有關，戴秉國在中歐戰略對話會上也表示，“貴州是我出生的地方。”當然，我們相信，隨著中國西部城市發展速度和水平的不斷加快和提高，越來越多的高規格外交會議將在這裡舉行。這既有利於外界全面認識中國的真實面貌，對這些城市本身的發展也具有很大的促進和推動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