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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保障的經濟自由、產權自由和流動自由等，讓更多的要素流動起來，相信“穩增長新政”鬆綁的不僅僅是民間資本，也是政府自己。 |
中評社北京6月8日電（評論員 張茉楠）長遠看，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速度問題，而是結構問題。在宏觀經濟下行風險加大，全球債務危機前景進一步惡化的情況下，政府經濟刺激政策開始“加碼”，啟動投資再次被寄予穩定經濟增長的厚望。中國需要投資，但更需要明智的投資，中國能不能借此擴大投資規模之時，完成增長動力的切換，能不能實現向“市場理性”和“政府理性”的回歸意義相當深遠。
一、反危機機制誰更有效率和動力增長機制如何切換
中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期，高投資率有其合理性，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投資結構與投資效率較差。從目前情況看，投資仍是中國經濟的第一推動力。根據世行測算，改革開放30年中國年均9.8%的增長率，除了有2-4個百分點是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外，其餘6-8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幾乎都是來自於投資的貢獻。1995-2010年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9.92%；1995年-2010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增長11.23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2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平均比重達到41.63%。在外需不振的情況下，投資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首先，高投資率背後恐怕與我國長期資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資本注入有很大關係。考察增量資本產出率這一代表資本邊際效率的指標。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投資增加量／生產總值增加量之比）表明，當ICOR提高時,增加單位總產出所需要資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著投資的效率下降。筆者計算了中國1978年—2008年30年的實際ICOR。結果顯示，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在改革開放之後邊際資本產出比率均值為2.56，並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之後，在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趨勢，這表明資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資效率成下降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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