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選擇以和平方式解決洞朗對峙的真正原因是中國一向沒將印度作為主要戰略對手，而是將其作為“發展夥伴”。如果與印度陷入戰爭，可能會導致兩國長期對抗，將嚴重限制中國在主要戰略方向的行動能力，干擾我國經濟發展和國內問題的解決。
當然，中方之所以能夠以和平方式終止洞朗對峙是因為中方已經為擦槍走火、爆發戰爭做了充分的準備。過去，中國對印一線部隊人員相對較少，武器性能較差。對峙期間，大批部隊和先進軍事裝備進入西藏，中國軍隊進行了數次大規模實戰演習，不僅針對洞朗地區，而且千里機動挺進西段邊界。在印度洋上，中國海軍也開展了實彈演習。一系列的備戰活動使印方真正感受到了壓力，印度高層生怕前線士兵擦槍走火，引起戰爭。敢戰方能言和，但從中國整體國家利益考慮，“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洞朗對峙以和平方式解決，讓許多主張這次要狠狠教訓一下印度的中國部分學者和廣大群眾倍感失望。有些人認為中國為了召開一屆成功的金磚峰會而被迫與印度締結“城下之盟”，印度實現了其全部戰略目標，而中國成為此次對峙的唯一輸家；還有人傳謠，說中國為了讓印度撤軍而答應向印度提供200億美元貼息貸款。同時，中方在外交操作中給印度人留足了面子，也讓印度官員、學者和媒體忘乎所以，趁機大肆在國內外宣揚所謂“印度頂住了中國的壓力，莫迪總理在金磚峰會前取得重大外交勝利”。印方對峙期間及對峙結束後在輿論宣傳上的表現值得中國深思。
實際上，洞朗對峙除了對中國-不丹兩國的邊界談判產生實質性影響外，印度的絕大部分目標都沒有達到。中方通過與印度長時間的對峙，通過軍隊和作戰物資向邊界地區的調動，通過規模不斷擴大的陸地和海上軍演，向印度和國際社會表明了中方捍衛領土主權及核心發展利益的決心。而印度以幫助不丹為藉口越過既定邊界與中國對峙，恰恰在國際社會面前暴露了其對周邊小國頤指氣使、隨意違反國際法、侵犯別國領土主權完整的霸權心態，引起包括不丹在內的南亞小國更大的不滿。在整個對峙過程中，即使美日等西方國家也沒有明確表態支持印度，讓印度人大失所望。當然，長時間的對峙確實使得我方的巡邊公路已不可能在今年完工，但對峙期間中方已大大強化了在整個洞朗及整個邊界地區的實際軍事存在。②解放軍不僅在洞朗地區站住腳跟，形成常年駐紮能力，而且還將整體防務向西、向高原地區轉移，一舉扭轉了“一線空，二線弱，三線遠”的對印格局。
洞朗對峙後的中印關係
洞朗對峙雖然已經結束，但由於中印邊界非常漫長，並且大部分還未劃定，因此邊界對峙事件仍會發生。這次中方雖然兵不血刃，以和平方式解決了洞朗對峙，但也帶來一些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給印度一定的教訓。在廈門金磚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對莫迪總理表示，健康穩定的“中印關係”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呼籲推動中印關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但印方並不一定聽得進去，不一定會與中國相向而行。印度外秘蘇傑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著重強調，邊境和平是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先決條件”。但遺憾的是，這一“先決條件”不是中國一方所能決定的。金磚峰會剛剛結束，印度陸軍參謀長拉瓦特就又大放厥詞，稱中國開始秀肌肉，正像“切香腸”一樣佔領印度領土，而巴基斯坦則會趁火打劫，因此印度必須時刻準備好“兩線作戰”。③印度對中國的“小動作”還不止這一個。印度正加速在中印邊界實控線附近修築道路，不僅要提前完成幾條重要的公路，而且還要修建通往列城的鐵路。列城靠近中印邊界西段，該鐵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洞朗對峙事件之前，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印度在中國外交全域中的地位：首先是印度作為周邊國家、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三重身份，因此一直是中國力圖團結和爭取的對象；其次，南亞和印度洋地區是“一帶一路”的必經之地，印度曾被列為“一帶一路”沿線四大關鍵國家之一，中國希望能與印度開展經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最後，南亞和印度不是中國的主要戰略方向，中國沒有將印度作為主要戰略對手。但洞朗對峙之後，中方確實需要重新定義印度在中國外交全域中的地位——其實洞朗對峙發生之前一年多的時間裡，重新定義印度在中國外交佈局中地位的必要性已經顯露無遺。現在，我們必須根據印度戰略界精英對中國的看法來決定我國對印政策。
首先，從印度方面看來，中印矛盾屬於地區層面的結構性矛盾。印度認為中國只是口頭上希望實現多極世界，而實際上是追求兩極世界、單極亞洲，而它是真正追求多極世界、多極亞洲。印方認為在亞洲至少應該是中印日三國鼎立。印度要在全球和亞洲與中國平起平坐，不甘心充當“第二提琴手”。對於“一帶一路”和中巴經濟走廊，印度認為是中國追求單極亞洲和全球大國地位的具體化措施。對於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投資和建設，以及邊境地區的建設，認為是包圍印度、擠壓印度戰略空間的進攻性行為，因此要堅決反擊，不讓中國贏得戰略優勢，洞朗對峙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應。
印度的戰略優先是印太海洋，而在北部邊疆的方針是要堅決頂住。印度希望通過將尼科巴-安得曼群島軍事化，與美日澳越等國進行雙邊、三邊和多邊合作，不斷提高戰略協調層次、密度和軍事合作水準，來制衡中國。印度與美日澳越等國的戰略協調與聯動增強，是近幾年逐漸明顯的一個現象和事實，我們必須嚴肅對待。印度和美日澳越制衡中國，對沖“一帶一路”採取的是非對稱性手段，主要是以軍事安全合作對沖中國的經濟合作，以所謂的國際法、國際規則和國際標準來限制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現在，針對中國的這些制衡行為已從主要集中於軍事國防合作向政治經濟綜合制衡的方向發展。從去年以來，印度和日本在積極謀劃建設“亞非增長走廊”。
其次，在經濟上，印度不想把中國作為主要的經濟合作夥伴，印度政界精英孜孜以求的是如何超越中國，取代中國。當前，中國在亞洲價值鏈、產業鏈和生產鏈條上處於主導地位。雖然中國是印度最大的交易夥伴，但印度並不想成為中國主導的價值鏈和生產鏈條的一環，它最希望加強與日本和美歐等國的經濟合作，希望吸引日本和美歐等國的資金和技術，以取代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和生產鏈條上的位置。印度高層多次公開表示歡迎中國投資，洞朗對峙剛剛結束，印度商務部長普拉布（Suresh Prabhu）就對中國商務部長鐘山表示，希望中國公司加大對印度的投資，並“提供包括經濟特區在內的促進性措施”，④但他們只是希望利用中國充裕的資金。因此，和印度開展經濟合作，中方必須做到“朋友要交，心中有數”。印度有專門針對中巴兩國的《敵國財產法案》，中印之間密切的經貿關係將來可能會成為中方對中印關係進行決斷的障礙。在此次洞朗對峙中，一些在印度有投資的中國商人極力反對中方對印度採取堅決措施。
中印兩國之間有不少高層對話機制，但過去兩年中政治關係不斷惡化。政治關係惡化不僅嚴重影響了雙邊經濟合作，甚至也影響了兩國在全球治理和地區層面的合作，如金磚國家合作、RCEP的談判等。洞朗對峙後，印方還希望繼續建立專門的高層對話機制，但即使再建立起新的高層對話機制，中印關係可能也很難擺脫惡性循環。首先，這和印度的外交風格有關。印度一貫的外交風格是只注重現實收益，並且得寸進尺，根本不懂交易的重要性，認為給予它的一切都是應當的。因此即使中國領導人有全新的對印外交思維，給予印度更多好處，對印度做出再多的外交讓步，印度也不一定會投桃報李。另外，這也和印度統治集團有關。中方曾經努力，將來還會繼續努力與印度戰略界精英溝通交流，但發現很難改變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尤其是對那些印度人民黨的決策精英而言。莫迪身邊的高級顧問，如多瓦爾、蘇傑生等人既親美，同時又心胸狹隘。只要這些人繼續在台上，很難指望中印關係能夠真正好轉。
註釋
①劉宗義：“洞朗對峙與廈門金磚峰會，如何取捨？”，中評網，2017-08-25，http://www.crntt.com/doc/137_7730_104780116_1_0825002353.html
②Sandeep Unnithan,"Doklam disengagement incomplete: Chinese troops insist on staying behind on plateau," September 11, 2017,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doklam-disengagement-chinese-troops-stay-behind-on-plateau-india-objects/1/1045599.html
③“印陸軍參謀長：必須準備好與中巴‘兩線作戰’” 2017-09-07，環球網，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7-09/11223542.html
④“印度商務部長高調拉華投資 新德里的迂迴手段”，2017-09-11，http://wemedia.ifeng.com/29271910/wemedia.shtml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0月號，總第23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