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人認為國民黨和民進黨均是“右翼”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本質上都是右派政黨，代表和維護大財閥的利益，台灣社會缺少代表下層社會的左翼政治勢力。即便綠營上台，分配機制也很難撼動”②。這說明，在台灣，誰執政均須與財團合作，與在野時的經濟社會政策有所不同，大致屬於“右翼”政黨。上台執政時“右翼化”的民進黨，在野後又迅速變為“左翼化”政黨，成為代表弱勢群體與中下層社會的代言人，成為左翼政治勢力，這種轉變有客觀原因，也具有某種投機成分。
如果，民進黨僅靠貼近“左翼社會思潮”或國民黨僅是“右翼”政黨，也不能完全決定“九合一”選舉結果。在當今的台灣，政黨的社會屬性與政治屬性相結合，才是關鍵，即台灣“左翼社會思潮”與“本土主義”（民族主義）相結合，與民進黨的社會屬性、政治屬性趨於一致，才是其在選舉中大敗的關鍵，也是國民黨大敗的關鍵。
台灣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不是一個新民族，但在海峽兩岸長期分離（未統一）與政治對抗過程中，台灣逐漸出現了本土主義浪潮，主體意識日益盛行。當台灣“左翼社會思潮”與本土化民族主義相結合時，就會發現，新興公民團體與民進黨的主張基本一致，即強調社會公平正義，反對貧富差距，反財團，反官商勾結，反殖反帝，反削弱，自然會延伸出“反中”，激進化之後就會“反體制”、反政府，就會有非法佔領“立法院”、衝擊“行政院”的行動。在這樣的背景下，努力執政的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的大敗就成為必然，無所作為、“為反對而反對”的民進黨勝選也就不足為奇。台北市長選舉，以無黨籍身份參選的柯文哲，只不過是“外白內綠”的泛綠勢力代表，他是在與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姚文智經過公平初選後才出線的，他的選舉策劃者、重要幕僚等主要是民進黨與公民團體負責人，其主要支持也是綠營群眾，並獲得新興公民團體即所謂青年族群的支持，才得以大勝。同時也是贏在“庶民與權貴”的對決上，贏在“左翼社會思潮”勃興上。不然，無法回答，青年人為何不支持更年輕的連勝文而支持更為年邁的柯文哲？年輕人為何不支持國民黨而支持民進黨？為何柯文哲公然發表污辱婦女的言論而選情卻不受影響，而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說任何言論都會受到無情攻擊？在台灣為何處處會有如此嚴重的雙重標準？關鍵的密碼就在於此。即具有“左翼社會思想”與本土主義思想的民眾，不論老少，不會投票支持代表財團或親大陸的“右翼”政黨國民黨及候選人，當然會支持“左翼”政黨及候選人（柯文哲是典型的“左翼”代表），他們會原諒有錯誤言論的“左翼”政黨及候選人，而不會放過“右翼”政黨及候選人。
國際背景下的“激進左翼政治力量”崛起
“左翼社會思潮的”興起與“激進左翼政治勢力”發展不獨台灣存在，而是有國際大背景，在歐洲更為典型。也就是說當今台灣“左翼社會思潮”的發展不是偶然的，既有台灣內部因素，也有國際大環境。
國際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的相繼爆發，歐洲不少國家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失業率迅速上升，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勞工階層處境更為困難，民眾對現狀不滿情緒上升，激發了歐洲“激進左翼政黨”力量的重新興起。2014年12月，德國極左的“左派黨”（Left Party）（成立於2007年，源自前東德“統一社會黨”），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德國東部法林根邦的執政權，終結了保守派政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執政權，成為東西德統一後極左派政黨首次取得地方執政權。在2015年1月25日希臘舉行的選舉中，“激進左派聯盟”獲勝。“激進左派聯盟”的主要主張是結束“節儉”政策，與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新談判減少債務，提高工資和退休金，反對國有資產民營化以及主張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以帶動經濟增長速度等。他們的勝利當然是希臘經歷嚴重債務危機與政府破產危機後人民的“思變”與“改變”的結果。另外，西班牙大選的最新一輪民意調查顯示，新興極左翼政黨“我們能”黨以28.2%的支持率佔據首位，高於兩大傳統政黨社會工人黨（23.5%）和人民黨（19.2%），其中人民黨的支持率遠低於2011年贏得選舉時的44.6%③。“我們能”黨是一個新政黨，成立於2014年初，主張民粹主義左翼政黨，呼籲消除不平等、反對霸權、反對財政緊縮，因此獲得不少對現狀不滿的民眾支持。該黨四個月後便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120萬張選票，贏得5個席位，黨員人數已成為西班牙第三大黨（創黨20天內黨員人數就達到10萬人，其中許多是社會工人黨的支持者），發展之快令人震驚。選舉中出現的另一新興政黨是成立於巴塞羅那的左翼政黨公民黨，在選舉參加全國其它地區的選舉數周之內，支持率迅速上升為8.1%。如果從國際這一背景觀察，在去年底台灣“九合一”選舉中，代表“左翼”的民進黨的大勝及“外白內綠”的柯文勝大勝、代表“右翼”的國民黨敗選就不奇怪了。
國民黨妥協被迫“左轉”
國民黨一直在台灣被視為代表財團與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右翼”政黨。然而，在台灣民粹主義與“左翼社會思潮”的壓力下，執政的國民黨及馬當局的經濟社會政策早已“左轉”，“九合一”選舉之後國民黨新任黨主席朱立倫的政策主張“左傾化”趨勢更為明顯。
近年來，馬英九當局受到“左翼社會思潮”的影響，在施政上開始明顯以“公平正義”為主軸，採取一系列以公平正義為核心、增大對財團徵稅、照顧弱勢群體的社會經濟改革政策與措施。有台灣“經濟設計師”之稱的前副領導人蕭萬長在一次演講中呼籲“以財富均化取代經濟成長”為改革政策主軸。於是，台灣相繼出台不少針對富人的稅收改革，在開徵所謂“侈奢稅”後，2014年修法開徵“豪宅稅”，即大幅提高房屋評定現值、豪宅認定標準以及征“豪宅稅”（自住稅率為1.2%，一般非自用稅率為2%，持有3戶以上非自用房屋稅率達3.6%）、提高房屋標準單價（全面調高1.6倍，甚至更高）與調整路段等，造成台灣媒體形容的“擁有豪宅將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更可能是荷包大縮水的痛苦開始”。另外，2014年5月，台“立法院”三讀通過“所得稅法”修正案，新增“富人稅”，即年綜合所得淨額超過一千萬元（新台幣）者，稅率由40%提高到45%，同時增加資本所得稅即對投資與銀行保險業加稅，而對上班族或勞工群體適當減稅。馬當局的政策“左轉”，但並不容易見效，貧富差距沒有改變，勞工階層的收入沒有明顯增加，民眾依然“無感”，無法改變民眾對國民黨與馬當局“右翼”政黨印象，仍將其施政方向視為“圖利財團”與“官商勾結”。
“九合一”選舉結束之後，台灣政治發展並沒有回到正常的運行軌道，敗選的國民黨籠罩在失敗主義情緒下，又受到“左翼”政黨或“左翼”勢力勝選影響，政策主張明顯“左轉”，向民粹主義妥協，其結果，可能在短期內對扭轉陷於絕境的國民黨發展有一定幫助，但對台灣社會經濟發展不利，可能加速台灣的衰落。
當前國民黨唯一的政治明星與新任黨主席朱立倫，肩負著振興國民黨的重任，在選後接連提出一系列重要政見，具有明顯的“左翼”或民粹主義痕跡。朱立倫表示，“富人與資本家只能賺合理利潤，把賺的錢與社會共享，應痛定思痛”。只要是所有民眾關心的事，“富人加稅、上班族減稅”是國民黨一定要堅持的方向。他表示，21世紀真正的問題是“公平正義”，現在各項措施造成勞工、農民與軍公教對立是錯誤的，大家一樣都是勞工，都是薪水階級，都一樣是中產階級，重點是制度有沒有幫助大家得到好處；“真正讓富有的人、資本家只能賺合理利潤，把賺的錢讓社會發財，不管農民、勞工還是軍公教，大家能共同享受”。這種主張是典型的“左翼”與民粹主義思維，與民進黨的政策主張沒有多少區別，即高舉公平正義大旗，批評馬當局的現行政策沒有照顧普通大眾，具有某種平均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色彩，與台灣資本主義制度是不相符的，與其追隨的美國價值觀是矛盾的，與市場經濟的規律是矛盾的。
台灣有媒體評論指出，朱立倫“繼日前力挺兩稅合一應如期上路、射出公平正義的第一箭外，又射出公平正義的第二箭，主張修改公司法，讓公司賺錢第一優先讓員工加薪，主張稅收投資抵減，要先加薪才能使用”。與此同時，台灣當局與立法部門繼續向民粹主義妥協，在選後迅速通過一系列民生政策或法案。去年12月底，台灣“立法院”通過“稅捐稽征法”，經濟弱勢民眾可申請延期、分期納稅，最長不得超過三年。曾被社會各界廣泛批評的台電公司在取得二百億元盈餘後，決定拿出九十億回饋民眾。此舉表面上是照顧民眾利益，但在公司債務沒有改善的情況下推出全民皆享的福利政策，對每個家庭的實質幫助有限，卻阻礙企業財務健全與公司的發展，只會破壞機制。
具有“左翼”色彩的民粹主義是一種負能量，無法促進正能量，是導致台灣走向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多年來，民粹主義在台灣的氾濫與蔓延，加上“左翼社會思潮”的興起，對藍綠兩黨的社會經濟政策主張與台灣當局的施政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不重視發展與效率（蔡英文與公民團體公開反對發展主義），過度強調公平正義與財富分配，不是把財富的餅做大，而是將重點放在現有的餅（財富）如何進行公平合理分配。這種看視公平正義的政策主張與做法，只會耗盡台灣的既有財富，卻不能創造更大、更多的財富，最後必將是坐吃山空，無更多財富可分配，只能走向衰落。日前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普拉特在希臘大選前警告，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崛起應為各國政府敲響警鐘：“一些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承諾提供快速解決方案，但是他們只會帶來災難”④。英國《金融時報》在“民粹主義威脅全球經濟”一文中寫到：“因為糟糕的經濟狀況一般會引發情緒反應、社會和政治分裂”⑤。更有分析指出，“在危機中，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⑥。這些精闢結論也非常適合當下的台灣社會現狀，台灣經濟社會發展正在被民粹主義與“左翼社會思潮”所綁架，束縛著台灣發展的動能。
註釋
①文青（廣東惠州），“左獨打破藍綠基本盤”，《旺報》（台灣），2014年12月8日，D2版。此文提出了“左獨”概念。
②姚阿寶（台灣政治大學博士生），“台新世代跳不出島民心態”，《環球時報》，2014年12月19日，第14版。
③王迪，“極左翼抬頭攪動西班牙政局”，《人民日報》，2015年1月16日，第21版。
④楊子岩，“靠民粹主義政策能挽救經濟嗎”，《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年1月30日，第12版。
⑤⑥同④。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3月號，總第2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