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1日電（評論員 胡志勇）拜登團隊1月20日正式就職，開啟了拜登執政新時期。其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有哪些新的動向，值得世人關注。
通過對拜登團隊觀察與動態分析，可以大體預判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強硬對抗局面會有所緩和。拜登政府仍將視中國為最大競爭對手加以遏制，但將會重啟價值觀外交，方式方法會有大幅調整，直接對抗局面將有所緩和。
被拜登提名為國家安全顧問的沙利文，也曾在奧巴馬時期就擔任過這一重要職務。沙利文主張中美和平共存，承認中國是美國的重要戰略競爭者，但反對用冷戰思維處理中美關係，應該尋求兩國共存的穩定狀態。但要在某些領域上採取遏制或競爭的手段，在一系列的問題上使用更強硬的手段，主張美國應更多地關注自己和盟友的力量與行為。美國需要和盟友一起制定科技、貿易和知識產權規則與標準。
被拜登提名為下任國務卿的布林肯主張對華採取預防性外交政策與威懾，反對中美脫鈎，認為兩國存在合作空間。強調規則與構建“民主國家聯盟”，支持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戰略。呼籲美國提升競爭優勢，在“強勢的地位”上與中國展開合作。
而即將在拜登政府出任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員”的坎貝爾認為美國現在更需要解決國內問題和釐清美國要扮演的歷史角色，“要有一個可行且平衡的美中策略，最重要的可能也是最有挑戰性的因素，就是我們自己的成功”，美國不僅要聯合盟友，解決貿易、科技、軍事等戰略性問題，最重要的是要讓亞洲國家明白美國將會繼續在亞洲發揮支配性的、強勁的、積極參與的角色。
中美關係最重要的三個品質應該是可預期性、穩定性和明晰性。在中國不會改變自己的系統、美國也不會撤出亞洲的戰略態勢下，對華“戰略競爭”成為美中關係的首要特征，但將中國視為“敵人”並不符合美國利益，無疑會增加兩國衝突風險，破壞美國競爭力，加劇合作困難。美國應優先考慮保持其在技術創新方面的既有優勢，建立多邊聯盟，重建相關政治、經濟、社會基礎，從長遠角度看待對華競爭，制定具有連續性的國家戰略。
第二、通過加強聯盟領導力來對付中國。拜登政府將逐漸返回已退群的組織，增強其在國際組織的領導力，修復被特朗普政府損壞的盟友關係，形成對華圍堵新網絡。經貿關係上，拜登政府可能會盡快返回其原來在亞太地區主導推動的TPP（美國退出後已由日本主導建立CPTPP），並且通過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等盟友延緩RCEP達成協議，同時重啟與歐洲的TTIP，達到從跨太平洋的TPP和跨大西洋的TTIP兩方面聯合擠壓中國與世界經貿聯繫的目的；
推進美國在經濟、技術和法律領域的利益，並加強與盟友在涉華議題上的協調能力。加強與歐洲盟友合作，借助同盟和夥伴國家力量應對中國，避免特朗普式的單邊行動，以在對華關係中擁有更大影響力。
未來十年中美競爭可能主要集中於科技領域，如人工智能、5G、機器人、量子計算等領域。
第三、在政治外交和安全上，拜登政府將在吸收特朗普政府已在推進的“印太戰略”基礎上，整合“印太戰略”與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這兩大戰略的優點，推行拜登版的“印太戰略”；突出價值觀導向，強調發揮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盟友的作用，繼續推進亞太的北約體系（四國安全對話機制）。
拜登執政早期，在如何實施“印太”政策上，可能將美中關係暫時調整為“階段性戰略緩和期”。在得到自己的某些要價後，與中國共同為當前日趨惡化的中美關係刹車、修正，使兩國關係可能“觸底反彈”，實現“軟著陸”，開啟“階段性戰略緩和”，但能否真正實現，尚待觀察。
第四、重啟多領域合作，恢復中美人文交流。拜登對華政策團隊將不會主張冷戰與全面對抗，如此不但達不到效果，反而會損害美國競爭力。目前，在氣候、反恐、抗疫等全球問題上，中美在這些領域不但有共同利益，而且有共同主張，拜登政府將會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和世衛組織，和中國合作應對伊朗、朝鮮等地區安全問題。而且在教育和人文交流上，拜登團隊認為吸引全球人才、促進教育和人文交流將有助於增加美國競爭力，因此中美受阻的交流合作可能逐漸恢復。
第五、繼續實施強硬的對華貿易政策，中美貿易和科技競爭只有在較長過程中才能解決。即使拜登團隊反對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政策，但這些政策很多都已變為國會通過的法律，即使想改也需要經過系統的考量和程序。況且，特朗普有些措施已經產生了較好的威懾效果，並取得了現實利益，不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人都不會放棄已取得的利益。拜登團隊可能會利用特朗普現有的對華強硬政策來設計新的對華政策。所以，貿易戰和科技戰的政策不大會大幅調整。
拜登政府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未來對中國不僅會施加更多的經濟與貿易壓力，而且在其他關鍵領域加強對中國打擊力度，加強在南海地區軍事存在，強化對印太地區的長期控制等。
因此，可以預見到是，美國和中國的競爭將呈現出全面、長期的競爭態勢，不僅是經濟上的競爭，也是體制與全球影響力上的競爭。中國的發展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