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4日電(作者 胡志勇)日前印度外長在一次公開講座中再次就中印邊界爭議問題表態,中印領土爭端無法在短期內解決,衹有解決邊界爭端,兩國關係才有望發展。
而印度總理莫迪3月初專門到中國的藏南地區參加一條隧道的揭幕儀式,公開挑釁中國的主權。同時,印度還增派了1萬名士兵守衛中印邊界地區。
儘管印度口口聲聲表態說要保持邊境地區穩定,要和平解決爭端,但印度的種種做法並非想和平解決邊界爭端,反而會加大邊界的危機和衝突風險。
中國外交部和國防部相繼發聲,堅決重申中國對藏南地區的主權,強調印度無權自行開發中國藏南地區,並警告印方立即停止任何可能加劇邊界緊張局勢的行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始終保持高度戒備,誓死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權。
一般而言,正常的國與國之間的雙邊關係包括:
雙邊政治關係、雙邊安全關係、雙邊文化關係、雙邊科技教育關係、雙邊外交關係等諸多領域的內容,而邊界爭議從屬於雙邊安全關係,並成為其中的一個小部分,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邊界問題綁架雙邊關係,這既非理性之舉,無助於雙邊關係的實質性改善,也是對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的曲解與褻瀆。
印度外長聲稱“‘阿魯納恰爾邦’系印度天然組成部分”,罔顧基本的歷史事實暴露出對歷史的無知。印度的政治人物應該認真補上歷史這一課。
中印邊界分為東、中、西段和錫金段,且從未劃定。東段的藏南地區一直是中國領土,在印度非法侵占前,中國一直對藏南地區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轄,這一基本事實不容否定。中國早在唐朝就對西藏地區行使主權:西藏歸屬於鬆贊幹布建立的集權的吐蕃政權,641年唐太宗將文成公主嫁給鬆贊幹布。文成公主入吐蕃,密切了唐蕃經濟文化交流,增進了漢藏之間的友好關係,西藏地區得到了長足發展,但到後期與唐王朝發生激戰,該地方政權一直延續了200多年,到846年王朝才崩潰,進而發展為各個割據勢力混戰,並引發當地民眾不滿和起義,877年吐蕃王朝徹底崩潰,西藏地方政權統一局面才宣告結束,遂形成眾多的部落,土邦等。宋朝初期,原吐蕃帝國的一個部落首領的後裔在青海省湟水流域建立了以藏族為主體的一個最大的地方封建政權,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納貢,並乞官職。1032年宋仁宗封其為“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並給以優厚俸祿。1116年,該地區全部改為宋朝的郡縣。從北宋開始西藏就是中國的領土。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國號為元,烏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區)、朵甘等地成為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國的一部分,西藏地方從此正式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版圖。明朝建立後,採用收繳元朝舊敕舊印,換發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過渡,繼承了對西藏地方的國家主權。清朝循歷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權,只要前朝所封官員進送舊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變。1652年,藏傳佛教格魯派五世達賴喇嘛應召到北京覲見清世祖順治皇帝,1653年受到清朝正式册封;其後五世班禪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册封。
1987年印度在非法侵占的中國領土上設立所謂“阿魯納恰爾邦”,中國政府當時就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強調印方此舉非法無效,中方的這一立場始終沒有改變。2017年,中國對藏南地區的多個地名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再次向外界宣示了這些地區是中國領土的歷史事實。
2020年中印邊界衝突是因為印方違反雙方共識,在有爭議的加勒萬河穀單方面挑釁。
近年來,印度頻繁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製造事端,一方面轉移國內視線,刺激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為其第三個任期選舉拉選票,另一方面,借助於美國“印太戰略”,聯美抗華,在獲取最大戰略利益德同時,趁機降低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政治、經濟與安全影響力。其真正戰略目標是實現“印度洋是印度之洋”的黃粱美夢。
在當今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下,國際社會更需要的是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分歧。中國也一直保持著務實與理性的態度,強調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中印邊境問題。與中國相比,印度表現出了反復無常的特徵。在這次邊界爭端方面,美國公然偏袒和支持印度,企圖拉印制華,遏制中國發展。美國與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互相利用關係,使印度更有恃無恐,同時增加了中、印解決邊界爭端的難度。從表面看,印度似乎願意通過談判解決,其實印度是利用邊界問題作籌碼與中國討價還價,以獲取更多利益。
將邊界問題凌駕於雙邊關係之上,根本無助於爭端的解決,恰恰反映出了印度的戰略短視行為。衹有在敬畏歷史、尊重歷史的前提下,中、印雙方採取理性與務實的態度,通過對話和合作解決分歧,增進彼此的瞭解與信任,雙方軍隊後撤五公里建立邊界緩衝區,雙方邊民可以在該區域共同放牧、生活,避免邊境摩擦升級為衝突。兩國要積極尋求利益共同點,促進民間交流,減少誤解和誤判,積極改善雙邊關係。
(作者:胡志勇,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雲南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