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各種力量和利益的相互掣肘，使得上述問題解決的難度成倍增長。共識的缺失使域內外大國及地區中小國家圍繞著安全架構建設展開了複雜的博弈，最終造成了亞太地區安全模式建設的多元化格局。
安全領域形成六種模式雛形
基於安全問題形成原因的差異化認知，以及對於地區安全問題解決路徑的不同實踐，在地區國家的推動下，亞太安全領域逐漸形成了六種機制性的安全模式雛形：
一、同盟體系模式，即美國在冷戰時期建立的亞洲“軸輻”式同盟體系在當代的延續。其基本結構是以美國為核心，以美國與日、韓、澳、菲、泰等國的同盟關係為基礎，依靠美國霸權處理亞洲安全事務，其基本目標是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該模式被美國政府視為“亞洲安全的基石和亞太地區繁榮的基礎”。
二、東亞峰會模式，即建立以東亞峰會為核心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在2011年美國加入峰會之後，以日韓澳新的同盟關係為基礎，逐步掌握了峰會的議程設置權，通過各種方式提升其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行動能力。該模式是域外國家主導亞太安全議程的主要方式。
三、中美共治模式，即以中美兩國在安全領域的協調與合作為基礎，共同為亞洲安全體系建設提供頂層設計。在中美形成廣泛共識的基礎上，建立區域內大國協調機制，並且在尊重中小國家平等權利和地位的基礎上建構新的制度化安全體系。其建設的關鍵在於在中美在新型大國關係的基礎上實現地區安全領域的“共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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