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4日電／一年一度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揭幕了，年會的高潮是周末的領袖會議，台灣是由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代表出席。聯合報社論說，在扁政府高調推動“公投入聯”的氛圍下，台灣、美國、中國大陸在APEC的互動，成為關注指標；正因政治議題的過度聚焦，可能再次讓台灣在年會中陷入訴求不清、失去著力點的困境。
台灣加入APEC已經十五年了，發言的分貝愈來愈低，政府心知肚明；若再不調整參與心態，台灣在APEC的邊緣化，恐是難以扭轉的危機。
社論說，自一九九一年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同時成為APEC的會員起，政府就不斷強調，這是台灣自退出聯合國之後，第一個得以與亞太各國首長、尤其是中國大陸平起平坐的國際組織，對於提升台灣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能見度及發言權，具有重大意義。可是，台灣出錢出力參與APEC這麼多年來，由於太過渲染其政治意義，卻使台灣在爭取實質參與上幾無所獲，國際發聲則被兩岸對峙的紛爭所干擾，近年甚至完全掩蓋，成了兩頭落空。
就拿去年越南年會來說，陳水扁請出了全球晶圓代工龍頭酖酖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出任台灣參加APEC領袖會議的特使，算得上是客觀情勢受阻下的一張好牌；這對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上舉足輕重的台灣而言，更是大大宣傳台灣經濟實力的最佳機會。可是，政府卻在載送張忠謀前往越南的專機上做文章，以強調專門搭載“國家領導人”的“空軍一號”，宣示平等參與的立場；卻又在地主國堅持下悄悄塗掉機尾的“國旗”，掀起軒然大波，張忠謀的建言與貢獻反而少受關注，今年不能再讓施振榮受到這樣的“屈辱”。
社論說，做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尤其還是世界排名前廿大的經濟體之一，台灣當然有絕對的權利追求平等參與國際經濟事務；但是，參與APEC十五年的經驗很清楚，台灣從來都沒有真正平等參與過。從成為會員開始，台灣出席部長會議的代表就被限定在財經首長，其他成員卻是以外交首長為主；從一九九三年起舉行的領袖會議，除台灣、香港外，也都是國家元首出席，台灣卻只能派出“副院長”級以下的特使；至於年會主辦權，今年都已輪回首屆主辦國的澳洲了，台灣卻還是遙遙無期，這些都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這些事實既殘酷又無奈，卻是不容否認；然而，政府這麼多年來追求形式平等的努力也未見效，部分不恰當的舉措甚至出現不少反效果，慢慢把台灣逼向APEC的角落。一個被刻意隱而不揭的現象是，台灣近年在APEC的非正式官方雙邊活動已大不如昔，早期台灣代表團可以與多個國家的財經首長舉行雙邊會談，溝通彼此關切的經貿議題，甚至還能安排領袖層級的直接對話，且被視為成功參與的指標，但現今這樣的安排已愈來愈困難，台灣受冷落程度不難想見。
面對此一情勢，政府參與APEC的作法不能再抱殘守缺，已須改弦易轍。在追求平等參與上，政府當然要繼續努力，但別再耍那些上不了檯面的小動作，而應以合乎國際規範的方式提出嚴正聲明，完整呈現台灣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另方面，政府則應跳出兩岸對峙的迷局，將重心放在以台灣經濟優勢為本，積極參與APEC的經貿事務之上，不僅藉此掌握、熟悉國際經貿規範及趨勢，也借力使力引入內部改革的推進力，以提升自我的經濟實力，也才可能提升在APEC的發言分量。
社論指出，再進一步言，實質有效的參與APEC，還有創造商機的可能。今年領袖代表施振榮準備大力推動“APEC數位機會中心（ADOC）”，就很值得政府用力。全球數位化的應用趨勢日明，對台灣資訊產業優勢的再升級至為關鍵，但數位落差是一大發展障礙，因而推動ADOC以縮小數位落差，不只助人也自助。參與APEC，台灣可以有所作為的，不必愈走愈孤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