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4日電／日媒稱，人們往往認為中國的環境惡化的局面只不過是暫時的。在設法應對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隊伍的經濟需求的同時，還必須使成千上萬的人脫貧，這勢必會讓任何國家的環境付出代價。許多評論家認為中國目前到了美國在上世紀60、70年代達到的“拐點”。
日本《外交學者》1月12日報道稱，中國官員也喜歡將今天的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工業化時期相提並論。然而，報道認為，經過20年對中國環境的思考與論述，這樣的比較，雖然並不是完全不恰當，但依然會產生誤導的作用。中國今天所面臨的環境挑戰無論從程度還是從範圍上都與美國在上世紀60、70年代所面臨的有著天壤之別。例如，兩國人口對環境與資源構成的壓力完全不是一個重量級的。中美的面積大致相同，然而從1962年到1982年，美國的人口從大約1.92億擴大到了2.32億；而到1982年，中國的人口已突破10億，今天已超過13億。
此外，與美國情況不同的一點是，中國的環境退化與污染並不單是近數十年經濟迅速增長造成的，而是由來已久的歷史問題，特別是采伐森林和土地退化的問題。早在漢代，中國學者就強烈譴責經濟發展造成的環境惡化與對資源的掠奪。鄧小平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了一輪孕育今天中國經濟奇跡的經濟改革，然而在那之前，中國就已面臨著一場環境災難。在題為《中國的環境管理》一書中，曲格平這位中國環保機構第一任負責人對上世紀60年代的中國環境做了如下的描述：許多地方不是受到霧霾污水的污染就是受到垃圾的污染；此外，礦產資源遭到過度開採，導致地貌風景面目皆非，受破壞的程度驚人；生物資源，尤其是森林被破壞，導致生態系統受損。中國的自然環境遭到大規模的破壞。
報道指出，更重要的是，兩國環保努力所依托的機制從根本講是完全不同的。像美國一樣，中國的許多環保機構和環境方面的法律法規都是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召開後開始設立出台並得到發展的。然而透明度、政府問責制、法治——無論多麼不健全，這些已成為美國環保努力支柱的東西卻是中國所缺失並將繼續規避的東西。儘管取得一些進步，但是北京並沒有向公眾提供制度化的手段，使得他們可以借助這些手段來參與環保辯論與決策的過程。
然而，在一個關鍵的方面，中國在仿效美國的做法。美國上世紀60、70年代公民意識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非政府機構（NGO）的建立，如環境保護基金會和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這推動了美國政府採取更加嚴厲的環保法和相關規定。今天的中國出現了數千家非政府機構——它們中有許多的機構與美國的NGO展開了合作，力促地方官員披露精確的污染數據；與中國記者展開合作對腐敗問題進行調查；發起公眾運動，反對違反環保法律法規的企業。
報道稱，中國的新領導人正努力扭轉環境惡化的局面，但是基本上不會超越他們傳統做法的範圍：從鋼廠數量到路上行駛汽車數量，自上而下事無巨細下達指標目標；認為技術可以解決問題（即使鼓勵運用這些技術的刺激措施與該技術的運用推廣背道而馳）；要求地方官員承擔改善環境的負擔（卻依然不給他們提供額外的財力支持）。然而，在北京高高在上地要求改革的同時，中國百姓也在從下面迫使國家實行變革。
（消息來源：《參考消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