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北京青年報》所載對李少紅的採訪，也間接證明了潘采夫文章所披露的這些內幕。李少紅甚至在採訪中說：“無論是內容還是藝術手段，我到開拍前一刻都是在做鬥爭的……這種爭鬥，如果若干年後你們感興趣，再講給你們聽。”
跟誰鬥，李少紅明確表示是跟“紅學家顧問”。除了快鏡頭和畫外音，她還舉了個例子：“原來拍過賈珍在門口多偷聽一回談話，紅學家都說小說沒有，不行。”
可見，被觀眾最為反感的，也是筆者文章所歸納的“三大俗”問題，竟有兩項(即快進和旁白)，都是導演被逼無奈才頻繁使用的，最後只剩了一項(即片頭)，才該由李少紅和葉錦添來擔責。
所以，我要在這裡呼籲全國的觀眾：我們對新版《紅樓》不滿意，完全可以就事論事地提意見，千萬不要不問青紅皂白地把什麼都往李少紅頭上扣，更不能用污言穢語去謾罵一位女導演——當然對誰都不要謾罵才好。
另外，我還想為那三位負責執行的“紅學家顧問”叫一點屈。其實他們哪有這麼大的權力，還不都得事事請示為首的“權威”？不過“權威”的思想和作派，顯然還停留在某個已逝的年代裡，總以為由握有實權的“大人物”來表個態，指定這個以他們的霸權所擠壓出來的“怪胎”已經達到了“高峰”，好像就真的可以成為高峰了，老百姓就必然會“萬眾一心”地振臂齊呼：“成功、成功、成功！高峰、高峰、高峰！……”
這在今天看來，當然只能成為笑柄。
然而，它留給人們思索的一個嚴肅問題則是：究竟是誰賦予了這些自以為是的學究那麼大的權力，讓他們的手可以伸得如此之長？除了中國紅學會，別的學術界有過這樣的先例嗎？
作者：鄧遂夫，紅學家中國紅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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