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獲獎的10位小說家中，最強的當屬奈保爾，我稱他的寫作為“後殖民時代的寓言”，他智慧的叙事、對東西方文明的再發現，贏得了讀者的贊許。凱爾泰斯和米勒可以算是同一類作家，屬“二戰”後國際“傷痕文學”的路數。凱爾泰斯寫得更深刻一些，頗具卡夫卡風格，在一篇文章中我稱之為“鐫刻在疤痕上的文字”。米勒小說的確能讓我們感同身受，喚起我們的悲鳴，但她的叙事太破碎，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散文。但她的語言，是戰爭和極權導致的價值崩潰、語言斷裂結果，是話語發生學分析的標本。可是，這種分析的最好標本應該是詩歌。但米勒的詩歌破碎得如同碎片，甚至就是夢囈。在評價耶利內克的時候，我曾用“瘋狂作者和變態主人公”為標題，其“瘋狂”精神是對現代文明的直接回應和披露；克萊齊奧大致也屬於這個路數。帕慕克的叙事，粗看上去的確很吸引人，但他尚未找到更為確切地呼應他的小說主題的形式，叙事線索混亂不堪，無法找到叙事的重心，可以明顯感到西方“現代小說”形式的制約。庫切的寫作，將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變亂”和“認同焦慮”這一現代政治問題，作為小說的重要主題，也顯示出了特有的智慧，但同樣顯得單薄。總的來說，這些作家都在不同領域有所開掘，但過於專業，就像今天過於細致的社會分工。
從奈保爾獲獎的2001年開始，我們可以發現諾貝爾文學獎的兩個明顯的趨勢，一是前面提到的從詩歌向小說轉向。二是從叙事的“西方中心”向反中心的“多元文化”轉向。後面這一點，從政治學的層面看是正確的。但從文學藝術的角度看，它會遇到暫時的困難。
“現代小說”這種藝術形式，是對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市民社會日常生活的模擬，以及對這種生活和社會形態的批判，而且出現了19世紀大作家如群星閃耀的局面。“現代派文學”不過是在19世紀文學面前扮怪臉的“惡作劇”而已。當代作家正在開拓另一個視野和另一種主題，比如東方主義、邊緣文化、少數族裔、身份政治等等，其叙事形式的破碎性和形式的不穩定性這一現象肯定存在。但我寧願相信，這不過是一種暫時現象。隨著當代文學叙事對西方中心的偏離，由此出現的文學價值和叙事方式的多元化局勢，終將會使新的文學形態和叙事技巧日趨成熟。（張檸 文化批評家 北京）
（文章來源：羊城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