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兩人深情地回憶他們劫後餘生、再次相見的喜悅，也分享了彼此的“苦悶”。為什麼才華橫溢的曹禺，在年輕時創作出令人矚目的《雷雨》、《日出》、《原野》等劇本，但1949年以後，卻未能寫出更多的傑作？這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1976年，中國的政治巨變，曹禺的內心又活躍起來，這時的痛苦，源自焦慮，源自一種急於創作卻無法實現的矛盾。在給巴金的信件中，他一次次抱怨著會議纏身，訪問和接待太多，“這種社交來往，只有堅強的人能避開。這種無休止的‘叩門’，而這種‘叩門聲’，我現在覺得不是什麼洋人、陌生者，而是‘死神’的低聲呼喚。”（1979年12月22日曹禺致巴金信）巴金則在許多回覆曹禺的信中，都鼓勵曹禺多寫作，把心中美好的東西掏出來。
“病”，也是曹禺和巴金老年的話題之一。在1991年9月16日的信中，巴金說：“今天一想到‘病’，就高興不起來，再想到‘老’，更覺前途茫茫。但我決不能就這樣過日子。……我不曾做到完全擱筆，就得講真話，還要寫文章，而且還要得罪人。總之，我一生充滿矛盾，一直到今天還不能解決。我自幼不喜歡照相，現在到處發表我的照片；我寫字不像樣，現在有些報刊偏偏發表我的題詞題字；我手邊居然有一堆聘書，名字上還有一串掛名職務。我多年來就不贊成這種做法。”1993年4月3日，巴金在信中說：“我自我估計，即使我能多活，明年以後我也會躺倒。不過我並不悲觀，我會從友情得到溫暖，我如果再寫不出好文章，我也要做一件兩件好事。靠藥物延續的生命，我不能浪費。唯一的目標是生命的開花。”
按照時間順序，不難看出兩位文學老人的通信日漸縮短，有時候需要親人代筆了。終於，1996年12月15日，巴金悲痛地寫下了一封唁電：“中國文聯轉李玉茹、萬方請不要悲痛，家寶並沒有去，他永遠活在觀眾和讀者的心中！”而他們曾經的相聚江南之約，永未成行。
（文章來源: 北京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