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慘案後，李大釗被反動當局通緝，便從院內有三棵海棠樹的石駙馬後宅35號，秘密地搬到銅幌子胡同甲3號。並在這裡寫了《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紀念劉寧和“二七”》兩篇文章。1924年春，國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釗代表共產黨赴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並與孫中山先生共商國是。回京後，北洋政府警察總監王懷慶，以“共產黨首領”罪名，下令通緝逮捕李大釗。得到消息，李大釗剃去標誌性的兩撇濃黑胡須，穿上長袍馬褂，扮裝成商人，由兒子李寶華陪同，攜輕便軟包，從容通過軍警的崗卡，進前門火車站。搭乘夜間京奉火車，次日晨在昌黎火車站下車，再次登上五峰山，住進韓昌黎祠，在這裡寫了悼念女兒李鐘華的長詩。李大釗針對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而寫的《再論問題與主義》，便是上次1919年躲避軍閥迫害，來到韓昌黎祠寫的。
李大釗與其子李寶華剛剛登上東去的火車，王懷慶派的軍警就闖進銅幌子胡同甲3號。經過一番搜查和盤問之後，一無所獲，悻悻離去。是夜，軍警裝扮成流氓，到院裡尋釁鬧事，更有“盜賊”，偷偷潛入院內，偷雞摸狗，打探消息。第二天，為躲避軍警騷擾，李大釗夫人趙紐蘭帶領全家也乘京奉火車，回到李大釗的老家，離昌黎不遠的樂亭。孰料，王懷慶的爪牙也偷偷尾隨而至，企圖順藤摸瓜，抓捕李大釗，奈何李大釗已避險五峰山，再次撲空。
幾乎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派人登上五峰山，通知李大釗回京，率中共代表團到蘇聯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後考慮實際情況，中共中央同意李大釗直接從昌黎乘車赴蘇。臨行前，剛寫完悼念女兒李鐘華的長詩，李大釗即接到夫人的信。夫人打算去找李大釗的昔日同窗，如今在反動政府任要職的白堅武，求他幫助取消對李大釗的通緝令。李大釗即刻派人回信趙紐蘭，勸其不能作此打算。信中說，這“不過是一時恐怖罷了，不出十年，紅旗將會飄滿北京”。充滿樂觀主義的信，大大增強了家人對敵鬥爭的信心。李大釗得到昌黎愛國實業家後任共和國水產部副部長楊扶青的慷慨資助，去蘇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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