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向來自成一個世界，在地域、歷史、語言、行政管理上都是獨立發展的，即使是在今天的學者們看來，儒學與基督教也是異大於同，而利瑪竇在四百年前居然得出“同大於異”的結論。如果說，在最初的歲月，是自鳴鐘、日晷，沙漏、地圖、幾何原本、鋼琴這些在中國聞所未聞的東西，讓這位西方傳教士名揚天下，那麼後來他被明代朝野所廣泛接納，則緣於他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了解與熱愛。
雖然，西方科學知識不過是利瑪竇傳播教旨的手段，但這股西學東漸之風對中國社會日後發展影響極大。如果說馬可.波羅向西方輸出了一個不太真實的傳奇中國，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利瑪竇，則將中國形象盡可能還原成一個客觀的存在。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他根據記憶，用意大利語撰寫了《利瑪竇中國札記》，他死後五年這部書出版，之後即有四種拉丁文本、三種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多種文本面世，被稱為是“歐洲人叙述中國比較完備無訛的第一部書”。
為了自己的傳教事業，利瑪竇對中國或有許多溢美之詞，但至少他觀察中國時還是看到了正反兩面。比如中國的科舉制，在利瑪竇看來，這種不問門第、通過公平競爭選拔官員的考試制度非常合理，後來由利瑪竇等人介紹到西方，漸漸發展為歐洲的文官考試制。同時利瑪竇對科舉制的弊端也多有批評，認為它太重倫理說教和詩文詞藻，忽略了哲學、邏輯學、自然科學。
回顧利瑪竇一生，主要是做了兩件事：一是向中國介紹了西方的新知，另一方面向西方介紹了他眼中的中國。難能可貴的是，這兩件事都引發了盛大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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