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7日電／《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短短幾年，“國學”一詞似乎被人請上神壇又推進溝壑，“大師”一詞給人幾多崇敬又幾多迷惘。因央視《百家講壇》走出書齋走進百姓生活的清史專家閻崇年因校注的《康熙順天府志》身陷“懸賞門”，他以“一字疏誤視作羞、一句錯斷引為恥”自勉，並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挑出一個錯，獎金一千元”，孰料山西大學副教授白平竟前後發現該書“錯誤”690處，要求獲得獎金69萬元。
曾被譽為“國學奇才”的18歲少年孫見坤被報道10年間閱讀了2000本古籍，可出名總是伴隨著質疑，關於其文章抄襲的批評也越來越多，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的“破格錄取”也一度沸沸揚揚。
人們不禁要問“國學”怎麼了？學術究竟是束之高閣的典籍，還是名利雙收的工具？恐怕學者在其中應該擔當的責任以及如何擔當，這問題不可小覷。
我們不妨簡單回頭看看，前些年隨著傳統文化熱潮的興起，《百家講壇》、《文化中國》等一系列節目受到老百姓的推崇和喜愛。我們很多原來在書齋里搞學術的學者，走上電視、網絡、報刊，甚至不惜紛紛“親自”走向全國各地去宣講，以自己的所學、所研究、所獲得，向百姓普及中國的歷史、文化、思想，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是值得我們慶幸和欣慰的。但是伴隨著這些學者走向媒體，走向大眾，問題也接踵而來。
第一，我們很多的學者滿天飛，再也沉不下心來研究什麼，天天在外開講，早就顧不上作學術還需堅持嚴謹之風，文化知識的普及更應嚴謹。因為年代久遠，我們的祖先總結並流傳下來的很多智慧、思想、文化已經隨歷史的流逝，其面孔一同模糊在時空的深遠處。如果沒有科學嚴謹的態度，務實的學風，很容易把我們傳統中一些精髓的東西從歷史淵源中割裂開來。
胡適與顧頡剛說過，“大凡一種學說，決不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古今學術思想的進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動……新的呈現，定然為舊的吸引而出，斷不會憑空無因而至”。
中國的文化及其思想的發展，具有很強的歷史繼承性。而且自古以來，中國對文化的傳承與研究，都是非常注重保存歷史的本來面目，比如說中國很早以前就有重視訓詁的先例。《左傳》即有“夫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蠱”等訓詁文字之例。東漢鄭玄、馬融、許慎等古文大家便先後殫精竭慮，以訓詁方法遍注五經。至宋代，朱熹將“格物致知”闡釋為“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