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本就是對大學報告的錯誤理解，把邀請做報告視為對嘉賓的認同、認可，也把報告視為對學生的“教育”。但真正意義的大學報告，主要在於給學生提供了解更多事、更多觀念、更多人，以及與不同人對話、交流的機會，因此，在大學做報告的，可以是各種人，而且，不同層次、類型的人越多，表明這所大學越開放、越多元。從大學學術自治、學生自治角度說，大學的報告不應限定演講者的身份、觀點，也不能要求所有聽講者配合報告者。
如果對大學的報告持上述觀念，那麼，南林大請唐駿，以及其他任何人做報告，都沒有問題，同樣，在現場，出現有女大學生質疑唐駿，也根本談不上侮辱，活動組織者和唐駿本人，都應該對現場出現這種狀況，有準備。
遺憾的是，從南林大的活動組織和事後對女生“踢館”的態度看，他們對大學報告的理解是分裂的。在邀請唐駿這一問題上，他們持有的是開放、多元的觀念；而在具體的報告組織中，又回到了傳統觀點，不允許開放、多元。如果他們在請唐駿開講座時，不預設立場，不回避唐駿的“學歷門”，甚至在講座前主動提及，並允許學生自由提任何問題，這場報告，當不會是這樣的走向。其意義，也不是變成唐駿的宣講，而變為對“成功”的自由討論。
我不大喜歡用“踢館”這樣的詞匯，用“當場質問”似乎更好一些。這件事情更大的價值，是告訴大學，究竟該怎樣定位講座、報告，以及怎樣組織講座、報告。當質問“常態化”，大學生的質疑和批判精神就實現了回歸，那時，也許不再有爭議，而會成為大學的一段佳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