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5日電／《中國文化報》報道，“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沈從文在《邊城》的開首語中詳細講述了茶峒的地理位置。文中提到的“小溪”就是清水江，它將茶峒和對岸的重慶洪安鎮、貴州鬆桃縣分隔開來，蜿蜒曲折的江面勾勒出湘、川、黔的地界，山環水繞中，這座驛路小鎮正靜謐地體驗世事變遷。
茶峒的興衰
“茶峒”一詞本是苗語，指漢人居住的小塊平地。清同治年間編撰的《永綏廳志》記載，茶峒“地處湘、川、黔三省之中，因古傳有兩戶漢人居此而得名”。茶峒鎮的行政位置處於湖南花垣縣，居民以苗族和土家族為主。考古發現，早在舊石器時代，茶峒就已經發祥文明。粗糙簡單的石頭打磨工具將邊城茶峒的人類活動史追溯到一萬多年以前。
這個“雞鳴三省”的偏僻小鎮，在古時為西南官道上的重要驛站。清水江流經茶峒的水域與酉水相連，航船上通貴州省的鬆桃，下連湖南沅陵匯合成沅水直至常德。豐水時節，茶峒碼頭每天都有七八十條商船在此裝船卸貨，桐油、木材、藥材從這裡入川，川地的棉紗布匹、食鹽在這裡分流。這一來一往的商業交流使茶峒街市熱鬧非凡，系有“小南京”之稱。
茶峒作為湘西水陸要衝、軍事重鎮，早在明朝，朝廷就於此附近設立“崇山衛”。明政府為強化對西南邊疆的統治，大力經營滇黔，茶峒因此迎來大規模的商業移民和經濟發展契機。清乾隆年間，朝廷於茶峒設立“協台衙門”，以屯軍為主體的大量漢族移民遷入茶峒，從事墾殖開拓。數百年的時間里，外來漢人為茶峒帶來的先進生產工具和技藝，奠定了這裡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格局。
茶峒的再一次復興是在抗日戰爭時期。華北淪陷後，為解決淪陷區青少年教育問題，國民政府教育部於民國三十年（1941年）決定，在環境閉塞而免於戰火的茶峒建立“國立茶峒師範學校”。一時間，新式學校、現代生活觀念等元素在茶峒迅速蔓延，愛國熱情高漲的青年再次點燃古鎮的激情。
然而，茶峒畢竟只是一個遠離主流文化中心的偏僻山鎮，每次外來文明湧入所帶來的繁榮，最終又因長期封閉的自然環境、文化交流的滯後而重歸於平靜，這也是茶峒眾多古文明元素得以完整保存的重要原因。當年的水碼頭變成了如今的邊貿集場。一大早兒，扎著頭帕，背著竹簍的土家族、苗族居民默默出現在古街中，與沿江的木質吊腳樓和老鋪前厚重的櫃台一起，描繪出湘西風情濃鬱的畫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