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說起徐先生的去世，幾近哽咽。“前一陣子北京修六號地鐵線，原來的方案居然要穿過故宮，幸虧老先生們一直反對。對於北京這座老城來說，能有今天的保護成就，徐先生功不可沒。”
徐蘋芳先生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第五任所長，也是在夏鼐之後對考古所的發展重新進行了重要規劃的所長。身為第八任所長的王巍說，集合全國力量正在進行的文明探源工程正是當年徐先生為考古所制定的重大課題之一。在上個世紀，他就能高屋建瓴地提出“文明起源課題”，顯示了他卓越的學術見識。而中外合作進行考古、中外合作進行學術研討也是由徐先生開風氣之先。
如果說徐先生是帶著遺憾離開的，那一定是因為學風——他在起草考古學科的“十二五”規劃時，堅持要將這段話加進去：伴隨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城市化進程，考古機構普遍面臨著配合基本建設搶救性田野考古工作量劇增、壓力過大的困境，自主開展的科研被迫壓縮為最小乃至於無……原本具有普及教育、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作用的學術成果經常被錯位綁架到為發展經濟服務的軌道上來，從而喪失了學術的嚴肅性。
他本是一個謙謙君子，有著從容的淡泊，可是因為急學科發展之所急，急文化遺產保護之所急，他又是那樣的憂傷，那樣的焦慮……
斯人已遠去，猶存擲地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