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27日電／羊城晚報：今年正值魯迅誕辰130周年，到現在為止，魯迅的形象在主流評價中，大致經歷了一個怎樣的變化過程？
林賢治：1949年之前，中國共產黨也是非常重視魯迅的宣傳的。魯迅逝世一周年（1937年），在延安舉行了隆重的魯迅紀念活動，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魯迅》的演講；1940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對他的“三個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評價也很高；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一再論及魯迅；建國後，1956年舉行過很隆重的魯迅紀念集會，1958年出版了《魯迅全集》；“文革”期間魯迅的很多單行本在文藝百花凋零的時候還可以出版。1981年又重版了《魯迅全集》；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新出了一版《魯迅全集》。今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魯迅大全集》。近三十年來，還有過好幾次大型紀念活動，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物都出場了。
羊城晚報：對一個人的評價，為什麼會有如此變化？
林賢治：1936到1937年左右，在蓋“民族魂”那面旗幟的時候，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毛澤東就使用了“民族英雄”這個詞來評價魯迅，強調他的“一致對外”的影響力。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就有將魯迅意識形態化的傾向，把魯迅當成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此時強調的是魯迅的“集體主義”精神，於是抹殺了魯迅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出於“為政治服務”的需要，甚至宣告“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了。
毛澤東對魯迅作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評價是一種高度的抽象概括，具體分析起來就有一些帶本質性的否定成分。幾年前我在《收獲》雜誌上發表的《魯迅三論》，就說到這個問題。例如他的雜文批判性很強，他批判傳統文化，批判專制政體，批判統治者（他稱為“權力者”、“權勢者”、“有力者”），也批判“國民性”。批判國民也即所謂“人民”。但是毛澤東就把魯迅雜文的批判性局限在“敵人”方面，認為他是不批判人民的。毛澤東在給周揚的一封信中，也說到魯迅對中國農民革命缺乏認識。看他對阿Q的批判，以當時的階級論，阿Q就不是敵人，反之，貧雇農還是革命的依靠對象，基本隊伍。
1949年之後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不斷左傾，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極，那麼對魯迅的這種不準確的片面的意識形態化的形象宣傳也被推到極致。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官方基本有兩個定位，一個是在80年代中期，在當時有一個“文化熱”，重點研究魯迅與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關係，魯迅成為了“文化魯迅”；第二就是魯迅成為了“愛國魯迅”。在最近的30年里面，“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這種民族主義還是很盛行的，把魯迅往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靠還是很有市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