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1958年在《談〈滅亡〉》中這樣叙述：“《滅亡》寫好以後……寄給了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直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那個朋友才告訴我他把我的小說介紹給《小說月報》的編者葉聖陶、鄭振鐸兩位前輩，他們決定在《月報》上發表它……”1958年巴金寫信給葉聖陶，感激他把自己引上文學道路：“三十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說意外到了您的手里，您過分寬容地看待它，使我能夠走上文學的道路……”而葉聖陶似乎從未拒絕或更正過巴金的說法。
周立民認為，無論是葉聖陶還是鄭振鐸，發不發表《滅亡》都無損於他們的聲譽，巴金也終身保持著對兩位前輩的尊重。1981年春在北京參加完茅盾的追悼會，巴金對女兒深情地說：“最先發表我的作品的是鄭振鐸，一些小詩、散文等都是他發的，那時我才十七八歲，從四川投稿。葉聖老是正式引我走上文學道路的。”
與蕭乾相交半世紀
蕭乾和巴金間的交往和友誼長達半個世紀。人民日報資深記者、作家李輝認為，巴金影響蕭乾的晚年寫作也值得重視。這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在新時期文學萌生與形成階段，巴金以他的特殊影響力，推動和影響著不少同齡人，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壇，形成了相互呼應的一個老作家群體。
據李輝介紹，1980年4月，蕭乾寫下一篇《貓案真相》，將他與翻譯安徒生童話而聞名的葉君健兩人間的恩怨細細寫出。他的一肚子怨氣，引來的並不是當事人的回應，而是老朋友巴金的坦率批評與勸阻。巴金多次給蕭乾寫信，勸他“要大量些，想得開些”，開導他“不要為小事浪費時光”，希望他“在作文和做人兩方面都更深沉些，對自己要求嚴格些”。巴金的來信，改變著蕭乾晚年寫作的走向；而巴金第一本《隨想錄》結集出版，對蕭乾無疑是一個直接的有力推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