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數字指標，無形的變化則是我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入世更為重要的文化意義，在於它要求一種新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進而使我們更加自如和從容地面對世界
買更便宜的汽車，看更精彩的電影，這都是可感可觸的生活變化；產業規模的進步與發展可以用很多數字指標來體現，比如我們每年新增多少國外影片配額，國產動漫取得多高的產值等等；但與此同時，入世還給我們帶來另一種看不到的深刻影響，那就是由此引發的國人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念的轉變。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變化才是真正根本和最具有影響力的變化。
張頤武說，進入WTO更為重要的文化意義，在於它要求一種新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這意味著我們應該改變百年屈辱而悲壯的歷史造成的重負，更加自如和從容地面對世界。這種新的民族認同一方面不是消極封閉、狂放自大地“俯視”世界，另一方面也不是放棄自我、卑屈迎合地“仰視”世界。而是尋求與世界的“平視”的關係。這種新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由新興的社會力量和經濟形態所展現的“新”和“富”中國的新形象所代表的，而中產階級的工作能量和消費願望恰恰在國際上展示了這種狀態。這種中產階級意識往往在國際領域中展現了中國開放、樂觀、前衝的新形象，因而具有相當的積極意義。
張頤武表示，開放的眼光讓我們徹底告別了積貧積弱的百年悲情，奧運與世博的相繼舉辦，更給世界展示了一個自信的中國，國人的思維模式也真正轉向現代化。隨著對世界更加了解，令我們對社會的期許更高。
入世對我們的影響有很多是看不見的，它令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都更為多元而豐富，一些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與文化觀念的潛移默化，其根源其實正是我們加入了世貿組織。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入世使得汽車越來越便宜，從而使得汽車進入家庭成為可能，進而導致我們進入汽車社會，然後才誕生了中國式的汽車文化與汽車文明，“醉駕入刑”等社會話題及新刑罰的設立也才得以進入我們的生活。
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三層歷史體系理論認為，歷史表現在國家—市場—平民的物質生活中，位於最低端的平民物質生活看似零亂膚淺，但每一次所發生的變化，都昭示著市場和國家層面發生的實際變化。假如留心一下會發現，今天人們的視野關注、生活方式與十幾年前已截然不同：網絡幾乎主宰百姓生活，數億人在使用外國品牌的手機，國際連鎖超市就在家門口，去星巴克喝咖啡，去7-11便利店買東西，去宜家家居買家具，與家人朋友一起過聖誕節……這些生活點滴變化，其實都是入世帶給國民生活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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