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8日電／《廣州日報》報道，杭州市法制辦起草了《杭州市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建築保護條例(草案)》。草案規定對擅自遷移、拆除歷史建築的單位處以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個人處以十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8月5日《青年時報》)
這個問題當然不能只苛責地方法規。事實上，這恰恰是諸多城市在保護歷史文物上“法力有限”的不得已。從武漢到寧波再到杭州，可以說，50萬元最高罰款限額，幾乎成了每個城市指向文保亂象的最後一把尚方寶劍。遺憾的是，劍未出鞘，力已綿柔。
相較於不少歷史建築所在地塊數以億計的土地拍賣款，以及背後衍生的巨大的商業利潤，區區50萬算得了什麼呢？此類尷尬，皆來自於上位法的“不思進取”。因為按照《文物保護法》的規定，擅自遷移、拆除不可移動文物等，若不構成犯罪，可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由原發證機關吊銷其資質證書。
上位法如此悖謬於現實，地方法規綿軟乏力也就不足為奇了。歷史建築消失於公共事件的口水中，肇事者大抵安然無恙，不斷重申的區區“50萬元”又能嚇唬誰？文物建築與商業開發的對壘，猶如環保生態與經濟民生的矛盾，與其說這是一些不可調和的問題，不如說是個別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博弈、短時思維與科學發展的角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