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難證明好萊塢電影與社會暴力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假設沒有電影，這些暴力可能依然存在。但我們同樣也很難證明電影暴力與現實暴力之間毫無任何關係。
電影史上的悲劇有很多，比如早期電影膠片材質易燃，而引發了多場電影災難：1897年巴黎仁愛市場戲院的大火燒死170多名觀眾，1927年魁北克Laurier劇院發生火災燒死了78個正在觀看電影的孩子等。但這些“電影史上的悲劇”與丹佛槍擊事件案有很大區別。丹佛槍案是電影悲劇與社會悲劇的一次聚合，是電影與社會中潛在的雙重暴力的集中爆發。這意味著，它打開了哥倫拜恩中學槍擊事件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作為一起事件，它除了讓我們繼續對暴力、青少年問題、槍支管理等社會問題展開追問和思考，還深深動搖了我們對好萊塢電影本質的信念。因電影而引發的社會暴力，丹佛槍案並非孤例。
導演吳宇森的電影《英雄本色》在韓國上映後，導致許多青年模仿影片情節，韓國民眾曾發起抵制該片的運動。美國影片《天生殺人狂》上映後，一對美國情侶模仿劇中人殺死了5人，導演奧利弗.斯通也因此遭到家屬的起訴。這些事件都激發人們去思考電影暴力是否真的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據說，丹佛槍案導致原定在巴黎舉行的首映禮被取消，片商決定删除預告片中一些關於槍支、暴力的片段和言論。從某種角度看，這相當於對好萊塢的電影本體提出了質疑：電影不再是與現實毫無關係的夢境，好萊塢能否繼續心安理得地輸出毫無節制的暴力想象。
沒有哪一部電影的製作意圖是鼓勵犯罪，這樣的電影也不會上映和產生影響。但好萊塢電影工業至少告訴人們奇觀的重要性。誠然，媒體也許是渲染奇觀的罪魁禍首，但好萊塢電影也參與了這種“奇觀教育”。《蝙蝠俠》電影系列就展現了許多創造性的犯罪想象。至少，人們從好萊塢商業電影中了解到，犯罪只有富有奇觀效果，才能發揮巨大的社會影響。在這個案件中，哪怕凶手沒有模仿劇中人，並非沉浸於電影幻覺，但他把握了奇觀性犯罪的威力，這包括對犯罪細節的策劃和組織，犯罪時機和地點的選擇，以及對延伸性社會效應的準備。正是在這一點上，好萊塢電影必須對其電影本體進行警醒與反思。
儘管我們熱愛電影，但電影不會因為這種強烈的愛，就變得完全無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