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城市發展自有其內在脈絡，城市管理者不宜過於自信，總以為自己的大拆大建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宋城“汴京”好不好？好！那麼，在當代再造一個 “汴京”要不要？這就需要認真思量了。城市的魅力不僅僅是建築的形制、風格，還包括無數面孔模糊、游走其間的市民，如果將十幾萬原住民遷出去，“汴京”還會是活的城市嗎？
何況，當這樣的大拆大建涉及經年累月生於斯、長於斯的眾多市民時，傾聽過這些市民的意見了嗎？考慮過這些市民未來的生計了嗎？如此動輒千億乃至更大規模的資金流動，經過人大正常的程序審議了嗎？城市是管理者的城市，同時也是市民的城市，市民的訴求、市民的意志理應有正常的表達渠道，而不能總是沉沒。
這些年來，國內很多城市熱衷於大拆大建，“滿城挖”、“全城拆”……造城“大躍進”可謂波瀾壯闊。其中，隱約閃現著出一些城市管理者急功近利的影子。這種情形應該得到遏制，一方面，還是要強調規劃的權威，任何人都不應該將行政權力淩駕於既定的城市總體規劃之上。
另一方面，應該從國家層面出台政策措施，嚴格限制城市“超常規”的大拆大建。城市的生長應該是符合自然和人為的規律，不能總是揠苗助長。動作過快，只考慮官員任期內的“顯著成效”，往往會留下禍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