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無疑是個大膽的建議。當採訪者發現張學良夫婦為偌大一批珍藏文物，遲遲尋找不到妥善歸宿時，才提出了上述建議。這使陷入困境的張學良眼睛為之一亮。
何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在當時的張學良眼裡，又是數十年關注中國近代歷史人物的高等學府。而該校早在他之前，就曾經對國民黨的其他高層政治人物，如李宗仁、顧維鈞、胡適等人保存過豐富的口述資料，而他深知如果把他的文物文稿送給這家學校，對他本身無疑有一種引為自豪的安全感。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張學良最後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作為他文稿的最後收藏之地。
文物：封存到2002年才能面世
不過，儘管如此，在1990年之前的一段時間裡，張學良對此仍持有舉棋不定的態度。他不熟悉美國的法律，他不知道自己的這些文稿和文物捐獻給哥倫比亞大學後，最後會是一個什麼結局。更主要的是，張學良認為：如果捐獻這批文物，就要系統地一並轉交，美國哥大如果因為政治的原因接收其中某一部分而拒絕另一部分文物時，他的“面子會不會丟在國外”？
哥大也深知，如若得到這批文物，並非輕而易舉。其中除張學良感到為難的一些技術性問題之外，還包括：如果張學良將這些現在保存在台灣的文物，運往美國去，會不會引起台灣當局的反對和輿論界的非議。因為前些時候，當哥倫比亞大學率小組來台對張學良進行歷史口述時，一些人曾私下指責張學良為什麼不把自己如此珍貴的口述資料留給台灣的某一機構收存。可是，張學良卻果斷地對採訪小組成員說：“在美國哥大之前，任何地區也不曾有人為此事和我進行過接觸和探討，包括台灣許多院校和研究機構。”
當哥倫比亞大學得知張學良有捐贈珍藏文物的意願後，以韋慕庭和羅福教授為首的哥大圖書館，表示可以接受捐獻者的任何合理要求，根本不存在拒絕接收某些有明顯親共色彩文物的尷尬事情。並且，哥大也同意了張學良的要求：將所捐文物一直封存到2002年才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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