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11日電／新京報刊載文學評論家楊小濱的文章指出，一個優秀作家，完全可能具有並且（有意無意地）表現出精神上的多重性，一方面是偉大的，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渺小的。更何況，莫言在《酒國》等作品裡所作的反省式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證實，他並不是沒有意識到，我們自身也是現實的一部分，同樣是我們批判的對象。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今年在中國引起了空前熱烈的爭議，原因是中國小說家莫言被認為是獲獎的最熱門人選之一。其實，幾年前我就在美國學術界的電子郵件群裡發起了推薦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活動，列舉了幾大理由來闡述莫言是最有資格（和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其一，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尖銳的筆觸書寫了當今的社會矛盾和當代歷史的創傷經驗；其二，勇敢的先鋒主義美學態度，在文體實驗和形式開拓上以各種形態突破了傳統寫實主義的機械手段；其三，鮮明的本土色彩，蘊含著大量中國鄉村文化和民間文藝的元素；其四，很不幸，諾貝爾獎的評委除了一人之外都不懂漢語，而在當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裡，被翻譯介紹到西方文字最多的，是莫言的作品。
但在反對者眼裡，這些似乎是次要的。甚至，某些理由反而可能成為莫言為迎合諾貝爾獎而寫作的證據。然而，去迎合一個福克納和馬爾克斯建立起來的標準，又有什麼值得羞恥的呢？而更多的批評是集中在指摘莫言放棄了一個作家的獨立：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評委老頭們不會喜歡一個體制內的作家。莫言在現實中的某些行為也被網友們責難，諸如不具備知識分子的自由人格等。
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張閎所說的，一個優秀作家，完全可能具有並且（有意無意地）表現出精神上的多重性，一方面是偉大的，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渺小的。更何況，莫言在《酒國》等作品裡所作的反省式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證實，他並不是沒有意識到，我們自身也是現實的一部分，同樣是我們批判的對象。若論妥協，司馬遷大概是最極端的例子：儘管身心受到極度摧殘，卻潛心寫作了《史記》。但現實中的妥協不等於文字的妥協。因此，文學史留下的是司馬遷，而不是荊軻；儘管荊軻也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超群詩才，但因為扮演了行動者的角色而成為了另一類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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