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程序公正方面，諾獎的評獎程序甚至已為中國的有些評獎活動所搬用。但是，我們在談到諾獎的公正性和準確性之類話題時，千萬不能忘記一個更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它的西方意識形態、西方價值觀或者說資本主義文化的性質或範疇。歷史上國家意識形態的對立，不僅使世界分裂，而且也使民族文化、文學之間產生鴻溝。冷戰時期東西方的強烈敵對，使得民族文化和政治的鴻溝在今天仍未填平。特別是，諾貝爾獎(不只是其文學獎)本身就是冷戰的積極和自覺的參與者。在此意義上，諾獎的公正性和準確性同時必然包含著它的對抗性和偏執性。而且，文學、文化與政治的功利性結盟，難免導致因政治對抗而產生的文學和文化的歧視。
同時，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巨變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強勢加劇了它的政治強勢也推動了它的文化強勢對整個世界的覆蓋，諾獎的權威地位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和心理的影響力更趨顯著。尤其是對急欲融入西方發達國家行列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文化方面的攀比心理更顯迫切。這其實也就是從另一方面助長了諸如諾獎的西方價值觀中的功利性導向。因此，諾獎的歷史性格並未改變，它表達的依然是西方的關切所在，反映的依然是國際利益的版圖和意識形態競爭消長的格局。中國的崛起當然會對它形成一種挑戰，或成為一個難題，但這主要無關乎文學，而將主要作為一個國際政治問題考驗諾獎評委的智慧。前幾年海外華裔作家的獲獎，證明了諾獎的老奸巨滑，當然也證明了它的政治本性。
那麼，對以上兩個設問的回答或結論也就不難得出了: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不會出現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也就是說，我對中國作家寫出諾獎認為的“政治正確”的文學完全不抱期待；同時，我也不認為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會有可能因諾獎實際崇奉的價值觀而發生改變。我不認為這一現象純粹是中國的問題，部分原因在於諾獎的評委們可能還沒有大度到可以坦然地面對中國和中國大陸作家。
話題再繞回開頭，中國文學界的集體發癲又說明了什麼呢？我也想一言以蔽之，這主要表明了中國文學、中國作家缺乏自信的弱者心理。諾獎與自己的關係，已成為中國作家希冀證明自己的一項最重要的標準。多少年了，我們不倦於談諾獎，談諾獎就是一種快感的表達，宛若阿Q的喊造反和鬧革命。諾獎的話題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界的國民性症狀”。我們心裡都藏著一個阿Q。阿Q確有無數個。所以，幾年來談論中國文學、中國作家與諾獎的關係，無異於就是設了一個關於諾獎的中國謎局。這個謎局僅關乎遊戲的智力，而無關乎文學的現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