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化”使主流作家被邊緣
新中國成立以後建立起來的當代文學生產機制是以各級作協為領導、以作協主辦的文學期刊為中心的網狀結構。與“作協—期刊”相配套的是“專業—業餘”作家體制。中國作協和各省市級作協都有專業作家編制，雖然人數僅在數千，但與此相配的是一支堪稱百萬大軍的業餘作者隊伍。他們分布在生活的第一線，從各級文學期刊到廠礦田間的墻報都是他們的發表空間。無論我們今天如何評論這一文學體制和文藝政策的影響功過，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它在一個文盲眾多的國度，全面而迅速地建立起一個文學閱讀—寫作者的網絡系統，這個系統是“新時期”文學復甦和產生轟動效應的基礎。
進入“新時期”以後，文學權力開始向文學期刊集中。文學編輯在享有極大的改稿權力的同時，也形成了優秀的伯樂傳統，資深編輯和業餘作家之間形成了一種切實的“師徒關係”。從“傷痕文學”到“先鋒文學”，每一種文學潮流興起的背後，都可以看到引領風騷的名編們巨大的文學導向能力和組織能力。特別有趣的是“先鋒文學”，在這個以“回歸文學自身”為宗旨的“純文學”運動中，至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陀那樣的大刊名編樹起大旗，餘華那樣的縣城青年衝鋒陷陣。對於千千萬萬的基層文學青年來說，從業餘作者到專業作家之間，有一條現實可行的夢想之路。
然而，這條路恰恰在餘華等“先鋒作家”之後被漸漸阻隔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純文學”的理念使發表門檻大幅提高，廣大土生土長的業餘作家驟然失去了晉身的階梯。與此同時，文學期刊未能在社會整體市場化轉型的進程中成功地完成自身轉型，迅速萎縮，面臨嚴峻的生存壓力。這些都使文學新人的成長既失去土壤又失去方向。
在“業餘作家”衰落的同時，“專業作家”越來越走向自我封閉。嚴格地說，目前的專業寫作是一種寄存在體制慣性延續下的慣性寫作，與其說是精英的，不如說是特權的，本質上是一種圈子內(作協—作家—出版社—研討會)的自我循環。“主流作家”寫作的“圈子化”正是“主流文學”邊緣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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