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經營管轄權的證據。
經營管轄權的證據也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證據分為兩類。
首先，是圖證，如海防圖。自明朝建國之初，中國東南沿海和琉球國就屢遭倭寇的侵擾，明朝政府於洪武7年（1374年）就曾派兵至琉球防守，使中國的海防範圍遠達於琉球國的鎮國之山古米山；而台洋以內的中華海山，如雞籠山、釣魚嶼、赤尾嶼等，久已為中國沿海軍民及往返福建、琉球國的官民所熟知的重要地理標誌及其“水勢地利”與“海道利病”。
明朝嘉靖年間鄭若曾繪制的《萬里海防圖》、徐必達、董可威繪制的《乾坤一統海防全圖》均繪注了小琉球（即台灣島）及其附屬島嶼雞籠山、花瓶嶼、釣魚嶼、黃茅山（即橄欖山）、黃尾嶼、赤尾嶼等中華海山島嶼，皆屬於明代中國海軍經營統轄之國土。此外，還有清朝蔣友仁繪制的《坤輿全圖》，也將釣魚列嶼包括在清朝版圖之中，此圖也被西方英法美等國廣為沿用。
其次，中國漁民早在明朝嘉靖年間就已經在東海主權海域內捕魚、捕鯊。明朝嘉靖31年（1552年），鄭舜功奉命出使日本，取道澎湖、台灣、釣魚嶼，經葉壁山進入日本，在嘉靖34年（1555年）撰寫的《日本一鑒.桴海圖經》一書中，載有《萬里長歌》的詩注，“西南風正卯針或正乙針，約至十更取釣魚嶼。自嶼遠近多巨鯊，長約十數尺，見風帆影，逆於波上，夜則躍而有光。按海鯊族類頗多，因訪漁略言知者，曰珠鯊、曰鋸鯊、曰刺鯊、曰虎鯊……”
這有力地證明，釣魚島乃是台灣的附屬小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重要漁場之一。早在明代，中國的漁民就非常了解釣魚嶼遠近的巨鯊的種類，更證明福建、台灣的漁民是經常來此捕魚的，故而熟知台灣之域各島嶼的漁類及巨鯊的分布。還應該順便指出，釣魚嶼之名，以及黃尾嶼、赤尾嶼之名，均由中國漁民所命，而且與島嶼附近的魚產種類、顔色及島嶼的特征有著直接的淵源。
第四，其它證據。
此外，中國自古以來還留有大量的其它類史料證據，就比如中國明朝永樂2年（1404年）到崇禎17年（1644年）共册封琉球國王16位，清朝自康熙到同治5年（1866年）共册封硫球國王8位。中國明清兩朝派出的歷屆册封使，多就公務經歷、所見所聞、調查訪問，撰寫出使報告，稱為册封使錄，呈報皇帝審閱，隨後即攜版刊行，以為中央朝廷處理琉球事務之參考。册封使錄，大都詳細記載了使琉針路、海行路程與島嶼名稱，以及中琉海疆的自然疆界。
上述四大類證據之間是密切關聯、相互印證的。這幾大類證據完全可以證明，釣魚台列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而絕非某些人所稱在歷史上“附屬於琉球”或者是“日人先占的無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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