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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6月29日電／中國國內有些人認為，“只要中國擁有強大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只要中國超越美國，足夠強大，日本就會自然服輸，中日矛盾也就自然解決。”這種觀點並非政府思考，而據說是民間來自對二戰前後美日關係的觀察。那麼這種觀察是否有道理呢？
《環球時報》發表文章稱，我們看到戰中美國對日展開強大軍事反擊在先，日本投降在後這個事實。首先我們不否認，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極大加速了日本投降的進程。但戰後美國對日影響力的發揮，絕非單純依靠一個“壓”字。目前美日關係是美國綜合實力作用的結果。
單從硬實力看，早在1913年即一戰前，美國工業生產量達英國的2.9倍。即便如此，美國仍對取代英國不感興趣，而是埋頭國內建設。1938年，美國工業生產量已近英國6倍，美國仍沒有取代英國的決心。這說明，一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並非單純以經濟力量考量，甚至也不單是軍事實力。另一方面，從19世紀中期後，美國民主制度受各國矚目，其制度影響力、人民對國家認同也在提高。儘管在一戰結束前美國已提出關於戰後國際秩序設計的綱領，但美國主流意見並不想參與舊大陸事務。二戰開始，世界反法西斯國家希望美國發揮領導作用。但在領土受攻擊後，美國才真正下決心參戰。美國走上國際領袖者舞台乃是水到渠成，成為國際領導者則是眾望所歸。
美國政治學者阿茲諾尼認為，為實現自己的統治，讓被統治者服從，權力存在3種方式。第一種是強制性權力，二是報酬性權力，三是規範性權力。二戰期間，美國行使了第一種權力，但在戰後，為維持自己對日絕對影響，美國利用的是後兩種力量。首先美國取得國際秩序的主導地位，然後利用這種秩序處理美日關係。此外，美國為鼓勵日本效忠自己的陣營，向其提供國內市場。
更重要的是，二戰後在美國促進、協助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確立了民主制度，培養了大批精英。在戰後70年中，這批精英成為美國影響力制度化的忠實助手。但也不要以為美國對日政策是二戰後一夜中實現的。早在明治維新前後，就有大量歐美人在日本活動，傳播西方價值觀。同時，日本國內湧現出一大批啟蒙學者，提倡“一切以西洋為目標”。至二戰結束，西方價值觀已通過日本教育系統，在將近一個世紀期間逐漸滲透到日本社會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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