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三笠宮親王種種反戰言行導致在1944年年9月被提前調配歸國。在戰後日本戰犯接受審判期間，三笠宮崇仁親王因其固有的反戰理念和皇室身份並未受到過多影響追究，並且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過程中，三笠宮崇仁親王積極運作曾先赴中國作為打探鋪墊，對於最終1972年9月29日田中角榮首相同周恩來總理的《中日共同聲明》簽署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的標誌）。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11月，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到訪東京，三笠宮崇仁親王在日本皇宮舉行的國宴上，就日軍在戰爭時的侵略暴行向江澤民道歉說：“我的良知現在仍然令我很傷痛，我想向中國人民道歉”。
三笠宮親王戰後從事史學研究，自甘於“庶民”生活，並能主動地以皇族身份首先進行自我批判，在其思想性自傳體著作《帝王、填墓與民眾》一書中對戰爭和皇族制度公開提出批判。
（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