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解放集中營的士兵想要對納粹復仇，那麼，被士兵解救的犯人也會有同樣的想法。以色列·古特曼（IsraelGutman）曾經在馬伊達內克、奧斯威辛、貢斯基興（Gunskirchen）待過，但最終得以幸存，他寫道，“在集中營生活的最後最艱難的階段”，“復仇渴望”是讓集中營犯人活下去的“希望”。
絕大多數歷史學家都寧願對集中營幸存者的報復行為絕口不提，同樣，當時的盟軍士兵也寧願對報復行為視而不見：比起犯人經歷的苦難，這些報復行為簡直微不足道。他們正確地指出，比起某些民族主義者挑起的劫難，猶太人的報復行為可以忽略不計。1947年，美國軍政府首長盧修斯·克萊（LuciusClay）親口承認：“儘管對德國人有著天然仇恨，但（猶太難民）還是很好地克制了自己，避免與德國居民發生嚴重事件……在我心目中，他們維護法律和秩序的表現，堪稱我在德國兩年多以來見證過的顯著成就。”
然而，儘管只有極少數猶太人沉溺於報復行為，但報復行為也許比人們通常認定的範圍要廣泛得多。絕大多數集中營幸存者似乎都目睹過某種形式的報復行為，儘管他們自己並未參與其中。首先的報復目標是集中營守衛，由於絕大多數守衛在盟軍士兵抵達前就已逃之夭夭，因此，在找不到集中營守衛時，犯人就會將矛頭指向那些為納粹充當幫凶的人，即牢頭。如果無法向造成自身痛苦的直接責任人復仇，犯人就會把憤怒的情緒轉向其他德國人，尤其是黨衛隊員、德軍士兵、納粹官員，如果找不到這些人，那麼找到任何德國人都行。
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可以從事報復行為。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被解放後，本·赫爾夫戈特（BenHelfgott）看見兩名前往萊布尼茨的猶太女孩正在用手推車襲擊一名德國婦女。他勸女孩們停手，但被女孩們拒絕，直至他親自介入。後來在營地裡，他看見一群人將一名黨衛隊員毆打至死。數十年後，他說道：“我目睹這一切，我感到一陣惡心。我並不憤世嫉俗，但我痛恨暴民。當人們成為暴民時，他們就不再是人類。”
恰斯基爾·羅森布盧姆（ChaskielRosenblum）同樣在特萊西恩施塔特被解救，他沒有殺死任何德國人，但這並不是在道德上有所顧忌，僅僅是因為他無能為力。然而，他知道，有一名10歲的男孩曾經目睹雙親被殺害，“於是他殺死一個又一個納粹分子”。48平庫斯·庫爾涅茨（PinkusKurnedz）看見一名在特萊西恩施塔特當過牢頭的男人被暴民殺死，暴民當中包括目擊者的朋友，他們發現這個男人藏匿在附近的村莊裡。“他躲在一間穀倉裡，我們把他拖了出來。小廣場裡有兩輛俄國坦克。俄國人也來幫忙。我們確實把他活活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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