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8日電／11月27日，“新發展格局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2020年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論壇”在華南理工大學召開。論壇由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廣州市社科聯、華南理工大學聯合主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與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聯合承辦。華南理工大學校長、中科院院士高鬆，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廣州市社科聯黨組書記、主席曾偉玉出席會議並致辭，會議開幕式由廣州市社科聯專職副主席郭德焱主持。華南理工大學黨委副書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執行主任麥均洪出席會議。曾偉玉在致辭中強調，新發展格局既是對“十四五”和未來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戰略、路徑作出的重大調整完善，也是著眼於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這既對我國改革發展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也對學術界研究與智庫發展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
以新發展格局應對國際新挑戰
鄭永年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教授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對全球形勢發展的權威戰略判斷。如何理解這個大變局？我認為，在這場大變局中，一大變量因素是中美關係。因此，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首先要正確看待中美關係的變化。當前中美矛盾主要是美國內部問題的反應。而美國內部的結構性矛盾能不能得到有效解決，會直接影響中美關係的走向，進而影響國際環境。
其次，要正確認識“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內循環並不是“內卷化”，特別是對於長三角和珠三角這樣依靠外向型經濟成長起來的區域來說，還是要以外循環為主，鼓勵外向型企業走出去，同時吸引國際資本、卓越人才和高端技術留下來。
“十四五”下一步怎麼走？我們自己不能封閉起來，還是要繼續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也是解決中美矛盾最有效的武器。
具體來說，要從數量型經濟發展轉向質量型經濟發展，不能光注重零關稅、傳統的貿易投資，更重要的是看到標準。另外，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閉政策，我們也要實行開放政策，要實現單邊開放政策，你不向我開放，我也向你開放。
在具體落實上，一是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包括福建、海南等省份在內的南方共同市場，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關聯點。二是建議長三角和珠三角要做成地域嵌入性的世界性平台，對標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以“單邊開放”的態度和抱負，參與到全球性的經濟競爭中去。
絕不重新走向封閉，在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繼續崛起，這是真正的中華民族復興、國家復興的必由之路。“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在今天，在未來，這句話都是真理。
打通構建“雙循環”的堵點淤點
張中祥 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院長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關鍵在於循環起來。這個循環要暢通起來，就必須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主要環節上的“堵點淤點”。能否打通這些堵點，像對外開放一樣開放國內市場，達到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相互促進，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是決定能否實現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和難點。
但要打通堵點，當前還面臨著不少挑戰。一是如何把潛在需求變成現實需求。二是如何進一步擴大現有中等收入群體及其消費能力。三是如何擺脫在關鍵技術上受制於人，制約國內大循環暢通。對此，我有四點建議：
一是不能把兩個循環割裂開來，中國依然要進一步擴大開放，暢通“外循環”。高水平的開放還是關鍵，只有通過利用國際市場才能夠獲得我們稀缺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等。當外循環越通暢，內循環就越有質量、越有效益，真正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二是暢通內循環要從消費入手。對中低收入群體，要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幫助他們克服疫情影響下的困難。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居民收入和消費才能穩定下來，市場需求才有保障，經濟才能復甦。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要借助國家新型城鎮化建設，打造城市群、都市圈，由此帶動大量居民住宅、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拉動消費、投資。
三是在核心技術領域形成自主技術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其中，在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攻克“卡脖子”技術的同時，可拉緊國際產業鏈對中國的依存關係，這也是降低關鍵核心技術斷供可能性影響的有效方式。目前，通過國際合作仍然是技術進步的最佳路徑。
四是應進一步發揮以數字經濟為基礎的新基建對整個經濟的帶動作用。疫情期間，企業借助數字技術，催生一批新業態和新模式，充分體現了數字經濟為中國經濟貢獻的活力與韌性，讓中國經濟在巨大的挑戰面前走出了新氣象。
共同打造優質制度供給高地
陳文玲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研究員
當前，中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的調整與演化。在此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著特殊的歷史使命。“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法律制度、三個貨幣體系，應該成為集成優勢——既可以把新中國成立70多年、改革開放40多年積累的經驗變成制度優勢，也可以把香港、澳門積累的國際經驗變為優勢。在新的開放布局中，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獨特的不可複制的優勢。
但要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真正落實落地，必須要從制度創新上下功夫。特別是在應對國際形勢嚴峻複雜、中美關係尚未明朗的情況下，誰的制度最優，誰才能贏得未來。
那麼，粵港澳大灣區怎麼樣才能形成制度集成優勢呢？我認為要從四個層次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創新。
第一，內地應向港澳已經積累的制度規則的優勢對接，比如先進的標準、規則、人才、居住環境、稅收、現代商務制度等。
第二，內地已經創造的先進標準規則，港澳則要向內地對接和銜接，形成三地的集成優勢。
第三，粵港澳三地共同對接國際最優的制度、標準與規則。香港向內地銜接對接，也是和內地創造的最先進的標準、規則形成共同優勢。
第四，粵港澳大灣區要面向未來，面向新的生產要素、新的科技革命、新的信息革命、新的數字化經濟轉型，對於新的科技革命帶來的若干未知的領域，或者已知但規則和制度還處於空白的領域，要共同創造和填補標準和規則。
總之，粵港澳三地應共同努力，把粵港澳大灣區變成人才高地、知識高地、先進製造業高地、高質量發展高地，更重要的是變成制度創新高地、優質制度供給高地，粵港澳大灣區才能真正在國家戰略這盤大棋上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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