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5日電／經濟觀察報報道，2012年12月底，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經過表決決定，任命原廣西省委書記郭聲琨為公安部部長。據新華社公布的簡歷，郭並無公安系統經歷。
除了郭聲琨，剛剛履新的中組部部長趙樂際也無組織系統履歷。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彭清華此前任中聯辦主任時主要負責涉港事務，亦無地方主政經驗。“除了各省間的交叉任職，中央部委、地方、央企主要領導交叉任職的情形持續呈現，且日益常態化。”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
此番人事變動中，省部級高官跨界調動成為看點，各省之間、政界與商界之間、政界與學界之間的交流互動都有所加強。
跨界任職
新年伊始，據公安部網站報道，剛剛走馬上任的部長郭聲琨專程到公安部廣渠門老幹部活動站看望慰問了公安部老同志。他誠懇地說，“我剛剛加入公安隊伍，深感使命光榮、責任重大。老同志們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我要虛心向老同志們學習。”
郭聲琨在任廣西省委書記前是一名擁有10多年國企經驗的高管，後來商而優則仕，主政廣西。從國企到地方一把手再到中央部委，郭經歷了兩次典型的跨界任職，最終接棒孟建柱成為新一任公安部部長。
儘管沒有專門的公安系統履歷，但在中組部部長趙樂際看來，郭聲琨同志“經歷企業、中央國家機關和地方多個領導崗位，積累了豐富的領導經驗，組織領導能力強”且在主持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工作以來，“十分重視社會建設，高度重視政法工作、公安工作，積極化解社會矛盾，妥善處理民族關係，全力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因此，“中央認為，郭聲琨擔任公安部部長、黨委書記是合適的。”
在公安部系統內，郭聲琨並非首例。自1998年賈春旺上任後的歷任公安部部長均為跨界任職。賈春旺之後的歷任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孟建柱、郭聲琨，均為從地方一把手位置上調任。在任職公安部長前，他們分別擔任的是四川省委書記、江西省委書記、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擁有長期公安系統經歷的部長需要追溯到20多年前的陶駟駒。
上述人事調整中跨界現象的出現，得益於中共對於幹部交流制度的重視和推進。在2010年9月發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中指出，“對一些重要崗位的領導幹部，實行跨地區、跨部門交流”。幹部交流，是指各級黨委（黨組）及其組織（人事）部門按照幹部管理權限，通過調任、轉任對黨政領導幹部的工作崗位進行調整。掛職鍛煉工作另行規定。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吳江認為，通過幹部交流任職增進工作了解和相互信任，發揮自身的不同業務和經驗優勢，更好地協調解決新問題、新矛盾，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主義的傾向。
這些部門“愛跨界”
在十八大後的人事調整中，官員跨界任職案例並不鮮見。除了公安部，中組部亦是一個愛跨界的部門。
在中組部系統中，趙樂際由陝西省委書記調任中組部部長，此前趙樂際並無組織系統的相關工作履歷。而他的前任李源潮亦是由江蘇省委書記調任中組部，亦無組織系統的相關經歷。在李源潮的前任賀國強，在任職中組部長前為重慶市委書記，亦沒有組織系統任職經驗。
除了跨界引進人才，中組部也對外輸出。近日，一名擁有20年中組部系統履歷的官員彭清華，赴廣西壯族自治區就任黨委書記一職。離開中組部後，彭在中聯辦工作6年，歷任副主任、主任，負責涉港事務，無地方主政經歷。本次履新亦屬於跨界任職。
同樣沒有地方主政經歷的還有現山西省代省長李小鵬。他調任山西省委常委前在中國最大的發電企業華能集團任高管。
在地方組織部，來自全國總工會的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王炯，在任職於全國總工會之前，在大型國企武漢鋼鐵任職。就任安徽省委組織部部長是王炯首次擔任地方領導職務。
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其他部委層面，比如在十八大前接任交通部長的楊傳堂，此前雖有主政青海、西藏的經歷，但並無專門的交通系統履歷。
國家行政學院領導人員考試測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旭濤解釋稱，中國的公務員制度不同於西方國家普遍實施的“兩官分途”的做法，即公務員隊伍沒有政治家和職業公務員之分。不同行業、部門、地域之間的公務員頻繁交流，造成公務員不是按照自身崗位特點設計自己的職業發展規劃，而是按照“官階晉升”的思路進行設計。
事實上，中國的公務員，包括高層和基層，其職業發展通道在縱向上都是在體制內逐級晉升的，是一種階梯式的晉升方式。除具備下一級領導職務的規定任職年限外，還必須要有一定的崗位輪換、基層掛職、培訓等經歷才能等到晉升。
在橫向上，中國的官員可以跨地區、跨行業、跨類別地進行大幅度、大範圍的交流、轉任或者晉升。劉旭濤說，中央機關的處長，在西方國家屬於職業公務員，是絕不可以到地方做縣長的，因為縣長是政務官，根本不屬於一個職業通道。
但是，也有一些部門更傾向選拔系統內的人。以中紀委為例，8位當選副書記中有5位擁有長期的中紀委工作履歷。在最新當選的副書記中，原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接過了何勇的“接力棒”，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趙洪祝曾是何勇任監察部長時的副手，在中央紀委、中組部任職15年。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此前雖然沒有直接主抓過紀檢主戰線上的工作，但一向重視反腐倡廉建設。
中國行政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當今世界，無論中外，高級公務員的流動性是正常的。但中國的問題在於這種流動必須與《公務員法》和《黨政幹部選拔任用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相符合、相一致，而不是相衝突，這是選拔任用幹部的前提。”
政企跨界
隨著市場經濟快速發展，政府也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需要懂市場、通經濟、精管理的複合型人才。近年來，一批國企高管步入政壇，政企高官交流頻繁，從而出現“政壇CEO”的新群體，這是官員跨界另一模式。比如，郭聲琨、李小鵬以及福建省省長蘇樹林、河北省省長張慶偉等之前都是國企高管。
蘇樹林在赴福建任職前，是中石化集團公司總經理。中組部部務委員兼幹部二局局長潘立剛曾稱蘇樹林“熟悉現代企業管理和經營工作”，“開拓創新精神強，有比較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央企人士到地方任職，更能優化地方領導的結構，使領導班子更具創新性，有活力。”汪玉凱說。此外，央企高管去地方任職，大部分都會帶著項目過去。比如，衛留成為海南帶去了中海油的項目，郭聲琨為廣西帶去了中鋁的項目。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政壇CEO”的出現得益於2006年8月出台的《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明確規定：實行黨政機關與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之間的幹部交流，選調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領導人才到黨政機關任職。
然而，隨著政商、政學跨界任職的深入，在帶來裨益之外也會產生副作用。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認為：“政府所面臨的是錯綜複雜的社會環境，而學者和商人有時過於理想化和理論化。如何快速完成身份轉換，對於這些交流的官員來說十分重要，因為他們擔負著推動地方經濟和政局發展穩定的重任，一旦發生問題，將對民生和社會穩定造成很大影響，甚至會引起動蕩，所以要避免急躁和輕率。”
此外，政府部門高官和大型國企高管雙向任職通道倘若打通，是否會衍生官商一體的毒瘤？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室主任桁林對此表示擔憂。他認為，這種“由官變商”或“經商入官”的身份轉換和任職模式強化了官本位意識。
竹立家則對“政壇CEO”的薪資問題提出憂慮。他表示，從理論上和程序上看，中國國企掌門人不屬於公務員序列，而屬於介於管理高官或技術高官兩個序列之間的高官，但他們的工資福利等待遇要遠遠高於政府中相同級別官員。原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來自國企，他在一次與網友在線交流時談到：“在中海油的收入與在海南省委的收入，兩者差距是非常大的，當初我還以為是小數點打錯了。”因而，竹立家認為，高級幹部在企業界、學術界、政界之間相互流動，如果形成一種趨勢，就必須對國企高管薪資福利等實行公務員化。
此外，竹立家表示在政界、學界、企業界高級官員的互換方面，如果再要加大力度，就必須要出台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或者與《公務員法》、《黨政幹部選拔任用條例》相適應的二級、三級法規，來規範或程序化幹部流轉工作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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