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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日晚21時，長春數千市民自發聚集在文化廣場，點燃蠟燭悼念這名不幸身亡的男嬰。 |
中評社香港3月7日電／美國《僑報》3月7日載文《殺嬰“個案”背後是“大事”》，摘要如下：
“兩足獸”一詞足以把周喜軍之“惡”淋漓盡致地勾勒出來——案情顯示，這位48歲的長春人，近日盜車在前，扼殺車中嬰兒於後，雖有自首情節，卻難抵其罪之萬一，既遭萬夫所指，亦屬罪有應得。
時值“兩會”期間，慘案令人發指，輿論紛責，人性滅絕，激憤之下，社會道德滑坡、道德淪喪再次成為群體聲音。長春人大主任受訪時強調，這是個案，無關道德底線。從事件的偶然性而言，確屬“個案”，但如注意到這起案件背後的問題，“個案”之謂就值得商榷了。
首先，從犯罪心理學角度而言，嫌犯有猥褻罪前科，曾被勞教，屬於人格不健全者，而其為何偷盜，是否牽涉到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到位，令其生存困難遂鋌而走險，這，關涉到司法、社會對人格不健全者的救助問題；其次，就案件本身而言，當警方全力出動，全民協助搜查，卻為何沒有及時抓獲嫌犯，長春耗資上億的“天網工程”（公共場所監控系統），為何沒有起到及時捕獲被盜車輛訊息？這，又關涉到花費巨大的公共設施是否淪為擺設、能否有作為的問題。
如果能讓犯罪者獲得人格“教養”補救，如果監控措施派上用場，就可以阻止悲劇的發生，可以說，“個案”的實質是“大事”、“常事”。
現實因素之外，道德環境有否影響？當輿論關注到英、美前段時間的兩則同類案件，特別點出盜賊棄車報警挽救嬰兒的情節時，相同的開頭，不同的結尾，獨特的體制，比較之下，大陸道德環境豈不惡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