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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記者從爆炸地點附近的高層拍攝天津爆炸事故現場。圖為俯瞰天津濱海新區爆炸現場。 |
中評社香港8月14日電／8月12日23時20分左右，天津濱海新區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由於已在深夜，淩晨雖然陸續傳出報道，真正引爆輿論的全面介入還是在13日清晨開始，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平台快速而裂變式地傳播爆炸意外的畫面、視頻、文字，國際媒體也都詳細跟進報道，或是派記者到達現場。
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13日載文《天津大爆炸再成政府大考》，文章說，在這場悲劇事件中，中國官方媒體以及官方媒體所承載的政府危機處理能力、應對表現、輿論管控手段等再次成為社交媒體討論、熱議、批判的對象。信息大量碎片化地傳播，撲救進展、傷亡消息、空氣危害等揪人心弦的消息在廣泛轉發的同時，對於相關新聞的巨大饑渴與權威部門的發布依然存在一個巨大的鴻溝。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事件所在地的天津官方媒體，就被放置在網絡聲音的放大鏡下被檢視，繼而自然地轉化為指責天津政府。
這在危機事件中是非常自然的現象。四年前的溫州動車意外，同樣是由網絡先行引爆，然後激起全民關注，官媒的表現被猛烈抨擊，最終倒逼政府部門的進步。2011年7月23日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在晚上8時30分，事件傳播的時間正是網民使用網絡的高峰期，微博用戶最早發布事故的消息，比官方媒體正式的發布還要早一個小時，社會力量也迅速通過微博進行動員，捐血、救助、因此溫州動車事故也見證了新媒體力量的形成、催生了微博圍觀再倒逼事件解決的傳播生態。
四年過去了，天津的這場大爆炸與溫州動車事故相比，天津的政府部門與浙江政府、天津的官方媒體與浙江的官方媒體相比，應對有沒有進步？
溫州動車意外中，政府高官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的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蔡奇和浙江省副省長鄭繼偉通過自己的微博，傳遞救助最新信息、聯系相關部門施救。浙江省委常委的身份使蔡奇成為開設微博的行政級別最高的地方官員，這也使得他的微博在危機時刻，具有定海神針的作用，擁有極高的公信力。
而在天津大爆炸事件中，人們沒有看到天津的任何高官通過網絡平台或社交媒體對外發布信息，有的只是通稿式的新聞發布，無法提供接地氣和人性化的溝通信息。這也暴露了天津官員日常沒有積累起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大難來臨時，自然也無法馬上發揮社交媒體的左右，來傳遞自己的聲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