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阿富汗變局對中國而言，應把握好“防風險、謀發展、強治理”三條主線。 |
中評社╱題：十字路口的阿富汗與漣漪的地緣政治效應 作者：樓春豪（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博士
【摘要】阿富汗國運多舛。當阿塔兵不血刃重返喀布爾、主導組建新政府的時候，與其說見證了美國的“西貢時刻”、 阿塔的“喀布爾榮光”，不如說開啓了阿富汗歷史的新輪迴。阿富汗局勢依然面臨政局走向塵埃未定、安全局勢暗流湧動、經濟民生百廢待興的難題，考驗著阿富汗新政府。阿富汗變局引發的地緣政治影響不容低估，美國戰略信譽進一步受損，美國勢必集中力量加強大國戰略競爭，地緣政治環境面臨重塑且可能誘發“代理人戰爭”，而國際反恐形勢也將迎來新的不確定性。對於中國而言，既不能“亂作為”，也不能“不作為”，而應把握好“防風險、謀發展、強治理”三條主綫。
近期，阿富汗局勢受到全球矚目。從美國倉促撤軍引發國際社會對美國“不負責”“甩包袱”的批評，到阿富汗政權一夜變天引發的對“阿富汗塔利班2.0”（以下簡稱阿塔）內外政策的猜想，再到喀布爾機場重大恐怖襲擊事件引發的對國際和地區反恐形勢的擔憂，不一而足。阿富汗，這個內陸地區的蕞爾小國、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的“後進生”，因其聯通中亞、南亞、西亞的地緣樞紐作用，因其自英俄“大博弈”年代以來在大國博弈中的特殊地位，更因其過去20年來對美國全球戰略的牽動，在國際地緣政治場中承載了“地緣棋子”的不可承受之痛。現如今，阿富汗再一次站在國家發展的十字路口。美國在阿富汗搞的“國家重建”失敗了，那麼重掌朝綱的阿塔又能否實現阿富汗的穩定和發展？阿富汗是否會從“帝國墳場”淪為“大國競技場”，是否會再度成為恐怖分子集散地？阿富汗局勢又將對國際和地區地緣政治產生何種影響？
一、阿富汗的變局與困局
阿富汗國運多舛。自1747年建立杜蘭尼王朝以來，阿富汗的歷史就充斥著戰爭、暴力與動蕩，短暫的穩定與發展更像是注腳而非主調。而這歷史中，夾雜著王朝內部的爾虞我詐和爭權奪利、世俗派與保守派反復拉鋸的“道路之爭”；交織著民族宗教矛盾引發的軍閥混戰、抵禦外敵入侵的“聖戰”以及外部力量插手攪局的“代理人戰爭”；演繹著阿富汗的城鄉、央地、族群、內外等各種矛盾。這些因素都將繼續影響并塑造著阿富汗的當下和未來。目前，阿塔已經成為阿富汗主導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不少前軍閥、前政要已經“識時務”地與阿塔合作。退守潘傑希爾地區的“反塔”力量很難扭轉乾坤，全國性戰事暫告段落。不過，擺在阿塔新政府面前的和平重建任務并不輕鬆。擇其要者，阿塔新政權面臨如下難題：
（一）推動構建開放包容的政治架構、強化國家認同。
阿富汗是個高度政治碎片化的國家。自封建王朝開始，阿富汗就面臨嚴重的城鄉差距和央地隔閡，中央政府的權威難以有效傳導至廣大部落區，“鄉村共和國”或“部落”是比中央政府更為有效的治理單元，而中央政府需要給予部落領袖“恩惠”來維繫統治。這是歷史上阿富汗總會陷入地方割據、軍閥混戰的原因，也是美國扶持的阿富汗前政府缺乏基層支持、在阿塔攻勢面前迅速垮台的社會根源。
此外，阿富汗面臨根深蒂固的部族教派矛盾。阿富汗民族多元，有大大小小20餘個民族。普什圖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約占40%），是阿富汗政治的主導性力量，阿塔的主體就是普什圖族。2001年阿塔倒台後，雖然此後的總統卡爾扎伊、加尼都是普什圖人，但原“北方聯盟”主體的塔吉克族、烏茲別克族勢力上升，歷屆民選政府都是權力妥協的結果。信奉什葉派的哈扎拉人與阿塔代表的遜尼派武裝也曾爆發激烈衝突。更有甚者，阿富汗主要民族都與鄰國有密切的民族或宗教紐帶，或是同根同源的跨境民族，或是同一信仰的宗教派系，使得外部勢力總是扶持阿境內不同民族或宗教派系，加劇阿富汗政治碎片化、軍事割據化的情況。
政治碎片化決定了權力分享的妥協性。阿塔此番能如此迅速奪權，與其說是軍事勝利，不如說是通過前期與各派力量的政治接觸，取得了“政治攻心戰”的勝利。因此，在重返喀布爾後，阿塔在構建新的權力架構時，需要考慮到政治碎片化的現實，需要照顧其他政治力量的訴求，以免引起反彈。
（二）實現經濟社會的平穩發展，解決好民生問題。
2001年以來，在大量外國援助的刺激下，阿富汗經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增長。世界銀行數據顯示，阿富汗在2003-2009年間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9%以上的年均增長率，2020年的GDP為198.07億美元，是2002年40.55億美元的4.88倍，同期的人均GDP則增長2.8倍左右。①不過，阿富汗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國援助，缺乏內生動力。一般來講，外國援助與GDP比重超過10%就屬於“外援依賴型”經濟，而過去20年阿富汗的這一比例在40%以上。在頂峰的年份，外國援助占阿富汗GDP比重甚至超過100%，占政府公共預算比例逾80%。更嚴重的是，外國援助相當比例流入外國駐軍及其相關服務，并未促進當地產業發展。“滾滾而來的現金流并非源於阿富汗經濟的改善，也不是來自新產業的出現、貿易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升。因此，人們的收入并未提高，唯有非政府組織、國際公司和外國政府機構聘請的阿富汗人可以從中受益”。②數據顯示，如果考慮通脹因素，2020年阿富汗的人均GDP仍位居全球倒數第八。③
上述因素都決定了阿富汗經濟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在阿塔進入喀布爾後更加嚴重。目前，阿富汗大約9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被凍結，美國、德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都停止了對阿富汗的援助。阿富汗面臨物資匱乏、物價上漲、貨幣貶值的諸多挑戰，一些地方出現了針對經濟形勢惡化的示威游行。聯合國世界糧食署預計，阿富汗有1400萬人（約1/3）面臨饑餓挑戰，《金融時報》稱“阿富汗可能滑向金融崩潰和廣泛的饑餓”。④
顯然，短期看阿塔需要積極尋求國際上的發展援助，避免阿富汗經濟崩盤，避免戰亂、糧荒、疫情等相互叠加引起人道主義危機；長期看阿塔需要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吸引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參與阿和平重建，并挖潛本國經濟內生動力。不過，這都取決於阿塔能否取得必要的國際援助。
（三）推動“去極端化”的自身轉型，實現溫和的內外政策。
上世紀90年代初，阿塔在軍閥混戰中最終勝出，很大程度上源於民衆對軍閥混戰的厭倦、對穩定秩序的渴望。但阿塔上台後的高壓統治和嚴刑峻法，包括對女權的忽視、對少數民族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殘暴打壓等，使其在阿國內以及國際社會都飽受詬病。此外，阿塔還與包括“基地”組織在內的國際恐怖主義組織關係密切并為其提供庇護。凡此種種，都使得當時的阿塔政權缺乏國際承認，并在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中迅速潰敗。
此次阿塔重返喀布爾，實現自身轉型是非常必要的。一來祇有徹底切割跟國際恐怖主義的關係、推行溫和的宗教政策，阿塔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支持，才能獲得阿富汗和平重建所需的外國援助；二來阿富汗社會過去20年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近半數人口是在此期間出生的“可口可樂一代”，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大幅提高，這些都是阿塔必須尊重的社情民情；三來阿富汗和平重建需要安定的國內環境，而“恐怖主義集散地”的情況顯然會嚇跑國際投資。
目前，阿塔在女權、教育、藝術等領域釋放出了諸多溫和信號，也承諾不會對前政府官員報復，并積極回應了包括中國在內國際社會的反恐關切。但這些改變到底是腳跟未穩的權宜之計，還是立足長期執政的根本轉型，各方還有很大疑慮。阿塔建立伊斯蘭酋長國、推行“教法治國”的意識形態邏輯并未改變，加之與“基地”等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在長期戰鬥中形成的友誼、內部聯姻形成的紐帶，以及阿塔內部強硬派的牽制，使阿塔很難與各類恐怖組織徹底切割。此外，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試圖以更激進、更殘暴的做法，來吸引阿塔內部強硬派的加入，也使得阿塔必須維持意識形態上的強硬、維繫內部團結。正如朱永彪教授指出的，極端保守的意識形態是其國內合法性的重要基礎，“如果修正得太厲害，會影響到生存和統治。”
二、地緣棋子與地緣政治漣漪
20年前的“9·11”事件和阿富汗戰爭，使反恐戰爭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極大改變了美國全球戰略的既定軌道，也極大改變了中亞、南亞的地緣政治環境。今天，阿富汗局勢再次發生根本性變化，標志著美國對外戰略的重大調整和國際反恐戰爭進入新階段，引發主要地緣力量在該地區的重新布局和博弈。
（一）美國戰略信譽受損，盟友體系和夥伴國網絡進一步鬆動。
特朗普時期過度強調“美國優先”“美國第一”，不願承擔過多國際責任，基於本國利益頻頻“退群”“毀約”，與盟友交往時“精心算計”，使得盟友與美國有所疏遠，美國朋友圈越來越小。拜登政府上台後，突出共同的價值觀，通過美國-歐盟峰會、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等，著力修補和重塑盟友關係。
但是，此次美國從阿富汗倉促撤軍，既沒有與盟友進行充分協商，也沒有考慮到盟友在難民、恐怖主義、女性權利等問題上的利益關切。以歐洲為例，2019年、2020年阿富汗都是歐盟最大的難民來源國，已經給歐盟國家造成沉重負擔，而美撤軍引起的新一波難民潮勢必推高難民壓力。歐洲盟友當初應美要求參加阿富汗反恐，現在美國卻“半途而廢”，使歐洲領導人認為這是對西方模式的重大創傷。英法德等國政治領導人和戰略界認為，阿富汗亂局是“西方世界的恥辱”，“北約近20年來最大的軍事失敗”。再以印度為例，印度是美國推進印太戰略的重要夥伴，但美國卻并未充分顧及印度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安全關切。出於地緣政治和反恐的原因，印度一直反對特朗普政府與阿塔和談。2020年2月特朗普出訪印度期間，印度總理莫迪專門向其表示“不能任由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行事，阿富汗過去19年取得的成果不能白費”。拜登政府今年4月宣布加速撤軍之後，阿塔在戰場上攻勢如潮，印度則表示“不要過早地認為阿塔肯定掌權”，足見其對阿塔奪權的擔憂。
歐洲和印度的反對聲并沒有影響美國決定，美國依然按照本國戰略部署完成撤軍，也使盟友及夥伴認清“美國優先”并非特朗普現象，而是美國對外戰略的基因。因此，美國在阿富汗問題上的我行我素、美國扶持的加尼政府的一擊即潰，都使得其國際領導力和國家信譽嚴重受挫，削弱美國的盟友體系和夥伴國網絡。
（二）美國突出大國戰略競爭，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博弈加劇。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想法肇始於奧巴馬時期。2011年6月，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首次拋出從阿富汗撤軍的提議，祇不過囿於阿富汗局勢的惡化，以及當時反恐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奧巴馬的撤軍倡議曇花一現。特朗普上台後非常注重國家實力的“成本控制”，積極推動與阿塔的談判，并最終於2020年2月簽署和平協議。拜登政府上台後，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撤軍計劃。所以，結束阿富汗戰爭是美國近幾屆政府的一貫政策，祇不過在當前地緣政治回潮的背景下，美國的政策調整意味著在其戰略排序中，大國戰略競爭將優先於國際反恐合作，這將對中美、中俄關係造成負面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