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印太”新地緣戰略下日本地位與選擇 作者：謝若初（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講師 ；呂耀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日本在“印太”新地緣戰略中不僅無意發揮溝通中美、連通東西的橋梁作用，反而試圖利用地緣之便炒作“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構建“中國包圍網”，在對中國未來發展設置障礙的同時，圍繞“中國問題”充當地緣政治“掮客”。目前，以日本在美日“2+2”會談、美日雙邊首腦會談、G7領導人峰會等多個雙邊、多邊場合；在新版《外交藍皮書》《防衛白皮書》等年度官方文件中對中國台灣、香港、新疆等國內事務橫加干涉，對我國東海、南海等對外政策惡意攻擊為標志，日本菅義偉政府徹底卸下親善偽裝，顯示出“隨美遏華”，甚至“拉美遏華”的危險政策傾向，中日關係也因此再度緊張。
自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任第46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外交將向何處去就成為當前世界格局複雜變化過程中的重要變量，受到廣泛關注。時至今日，拜登政權已履新半載，其回歸建制派路綫，重新確立美國領導地位、重新調整大國競爭策略、重新“對表”主要地區盟國的基本外交路綫初現端倪。具體到東亞地區，已故美國地緣戰略學者布熱津斯基曾指出，對美國來說，在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和滲透性的全球合作體制中，日本應該成為美國的第一位重要夥伴；他同時強調，美國袛有通過同日本的密切聯盟才能適應中國的地區抱負，并制約其表現。而拜登上任以來對特朗普時期“印太”戰略的繼承與調整，無疑印證了上述觀點對於美國地緣戰略的影響。可以認為，由於將中國視為“最大競爭對手”，拜登需要繼續在“印太”地區構建、維持一個向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地區主要國家尋求支持的反華聯盟。
對於具有大國實力及自我認知的日本而言，美國的這一調整顯然符合其戰略訴求。宏觀戰略層面，日本既可以暫時放下對美國因顧及中美關係而忽視其地緣戰略利益，甚至再度出現“越頂外交”的擔憂，也不必陷入在中美大國博弈的夾縫中“艱難求存”的窘境；具體領域層面，“中國威脅”及“同盟合作”均有助於其在軍事、經濟、科技等領域擺脫既有體制束縛，增強地區影響，拓展國家利益，從而助推其“全面大國化”既定戰略目標早日實現。也正因為如此，以2021年3月以來日本在美日“2+2”會談、美日雙邊首腦會談、G7領導人峰會等多個雙邊、多邊場合；在新版《外交藍皮書》《防衛白皮書》等年度官方文件中對中國台灣、香港、新疆等國內事務橫加干涉，對我國東海、南海等對外政策惡意攻擊為標志，日本菅義偉政府徹底卸下親善偽裝，顯示出“隨美遏華”，甚至“拉美遏華”的危險政策傾向，中日關係也因此再度緊張。
一、“印太”新地緣戰略下日本對華政策新動向
受地緣因素影響，日本一直以東西方文明融合國家自居，部分政治人物也提出過希望日本成為“橋梁國家”的主張。如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就在其首次施政演說中提出，要使日本成為東方與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多種文明之間的“橋梁”。但從近期一系列舉措上看，日本在“印太”新地緣戰略中不僅無意發揮溝通中美、連通東西的橋梁作用，反而試圖利用地緣之便炒作“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構建“中國包圍網”，在對中國未來發展設置障礙的同時，圍繞“中國問題”充當地緣政治“掮客”，其具體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以“中國威脅”為切入點設置意識形態鴻溝
利用地緣之便炒作“中國威脅論”，將中日在政治、安全、經濟等領域的問題意識形態化，進而以共享“普世價值”為基礎構建反華聯盟，是日本掩蓋自身利益訴求、謀求對華遏制的慣用伎倆。
近年來，日本時常在《外交藍皮書》《防衛白皮書》等官方文件中抹黑中國、渲染“中國威脅論”。在2021年版《外交藍皮書》中，日本再次老調重彈，污衊“中國在缺乏透明性的前提下持續增加國防費用，以確保在宇宙、網絡、電磁波等新領域保持優勢為目標，不斷快速、全面增強軍事力量，推動軍事現代化”；誹謗中國“在東海、南海等海空領域，基於與既存國際秩序相悖主張,試圖以行動和實力為依托持續嘗試單方面改變現狀”，并將此作為東亞安全保障環境“急劇惡化”的主要因素。不僅如此，日本還不斷通過首腦外交等渠道，積極兜售其臆造的“中國威脅”。安倍晉三在卸任首相不久後接受采訪時就曾透露，在2016年11月訪問美國時，其曾藉助圖表等向當時尚未就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陳述利害，使其認識到中國軍事崛起背景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也正是他的勸說，使得特朗普在任期內采取了同中國進行對抗的對華策略。
在大肆渲染“中國威脅”的同時，日本還努力結合不同情境將中日現實問題演繹為陸地國家與海洋國家間矛盾、“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間衝突，以便聚攏反華勢力，構建遏華包圍圈。例如，共享“普遍價值”，是日本在各領域構建反華、遏華聯盟的意識形態基礎。在今年4月16日菅義偉訪美期間發布的“日美首腦共同聲明”中，其被賦予“自由、民主主義、人權、法治、國際法、多邊主義、自由公正經濟秩序”的基本內涵；殊不知這一概念袛是1957年日本“外交三原則”中“與自由主義國家保持協調”的當代翻版。其目標是通過強調意識形態差異，製造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對手的反華國際輿論，從而以此掩蓋自身在政治、軍事等領域不斷增長的利益訴求與擴張圖謀。在“普遍價值”的“道義大旗”下，日本遏華動作頻頻：圍繞南海問題，其不僅以簽署雙邊“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協議”、出售軍火等方式繼續挑唆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等“主權聲索國”同中國對抗；還藉助“2+2”會談機制將英國、法國、德國等域外大國引入亞太地區謀求製造“均勢”局面。足見“普遍價值”大旗實則是日本爭奪地區主導權的“虎皮”；其“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袛能導致地區局勢走向霸權主宰與分裂。
（二）通過力推“四邊機制”等方式力挺美國遏華
3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首次首腦會議通過綫上方式舉行。這一源自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議，因澳大利亞政權更迭於次年分崩離析，重啓於2017年的非正式戰略論壇意在成為“印太”地區“新角色”。即使存在制度基礎孱弱、對華態度不一等問題，但其謀求構建“印太”版“小北約”以遏制中國的目的極為明確。其既可以自成體系，利用不斷擴大的安全概念實現全面遏華，又可與“印太戰略”相互配合，形成全領域對華遏制體系。換言之，“四邊機制”愈加具有成為“印太戰略”核心的潛質與趨勢。從日本2021年版《外交藍皮書》專門將“印太戰略”設置為單獨章節的舉動不難看出，以美日印澳四國為核心建立的各類組織及機制，仍將是未來相關國家拉幫結派、遏制中國的主要平台。
當然，美國的主導與參與是此類遏華聯盟能否得以組建的關鍵前提。換言之，至少在成功修憲之前，日本若想繼續推進“全面大國化”戰略，仍須在軍事、安全等領域站邊美國，以便“借船出航”。同時，為了達到成為美國“對等”盟友的階段性目標，日本不惜以對華政策為切入點，從單純“隨美遏華”轉變為“拉美遏華”。安全方面，日本反復要求美國確認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為其介入地區安全事務創造條件；經貿方面，日本在美國退出TPP後仍努力推動簽署CPTPP，始終為其重返協定“預留空間”；科技方面，為配合美國封殺中國5G等優勢技術，日本去年4月在國家安全保障局內新設經濟組，以維護經濟安全為藉口，從技術合作、產品准入等層面限制中日科技交流；環境方面，與美國打壓中國相呼應，菅義偉、小泉進次郎等近來多次表示要就氣候變化問題敦促中國負起責任。可以斷言，配合美國戰略并伺機實現自身利益，是菅義偉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義。
（三）謀求主導“後疫情”時代國際秩序并實現制度性排華
21世紀以來，“秩序”已成為日本各層級對外戰略、政策文件中的高頻詞彙。日本國會及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內部更於近年利用既有“官產學研”傳統框架，組建了諸如“規則形成戰略議員聯盟”、“新國際秩序創造戰略本部”等專門從事相關分析、研討的資政組織。根據其業已呈報的提案，在同中國展開地區領導權競爭、實現“全面大國化”戰略目標過程中，制定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排他性規則，并妄圖藉此造成制度性排華的既成事實，從而形成迎合本國私利的地區與國際秩序，是日本未來對外工作的主要著力點之一。
從菅義偉訪美期間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的演講中不難發現，日本所要構建的秩序，是一種著眼後疫情時代，排除以中國為代表的“權威主義”國家，主要涵蓋政治、經濟、安全領域，由日本發揮領導作用的地區、國際秩序。這種為自己及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量身打造的秩序，具有極強的遏華排他性，充其量袛是強權國家對全球利益再分配的產物，袛能淪為極少數強國攫取地區與世界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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