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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截圖 |
中評社北京10月23日電（實習記者 徐爽）10月22日下午，由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北外日本研究中心、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和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第二屆日本學研究智庫大講堂，邀請到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帶來了一場主題為“歷史、課題與發展前景——中日關係50年回眸”的講座。講座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為中日關係梳理，劃分發展階段；第二部分為劃分依據，即決定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分析；第三部分概括了當前中日關係面臨的問題；最後則對中日關係的發展做了簡要展望。
在第一部分中，楊伯江提出了劃分兩國關係發展階段的看法，即要抓住關係本身的特點及範式、性質、態勢的變化，不要把關係本身的分期混淆於某一特定領域的發展分期。他指出，學者研究的發展常常滯後於兩國關係的變化發展。據此，他將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作為現代中日關係的起點，並劃分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72年至冷戰結束，期間中日從敵對隔絕走向正常化，漸至“友好蜜月期”。這一階段逆轉了過去100年的中日關係走向，並對亞太國際關係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使得亞太避免形成兩級對抗的典型性冷戰格局；第二階段為冷戰結束至2010－2013年期間，為歷盡曲折的調整轉型期。中國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也在2013年12月出台戰後第一個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兩國戰略都發生了一定變化；第三階段為2013年以來為“大變局”下的“新常態”時期，兩國競爭合作相交織。
在第二部分，楊伯江分析了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他認為可以分為兩大類，即中日關係內在因素與外部因素。具體來說可以分為四個方面：第一，兩國戰略需求因素。中日複交、締約解決了當時中日兩國階段性戰略需求問題，包括抵制蘇聯威脅、服務中國經濟建設、拓展日本海外市場等。而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與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有相互融合的空間，提供了合作的戰略需求。第二，國內政治因素。中日兩國50年間國內政治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治理結構不斷完善；而日本國內政治價值觀、思想意識都出現多元化傾向，自民黨政治控制力不斷下降，其島國身份認同也在向海洋國家進行轉變。第三，國際戰略因素。在中日關係中，美國雖不是唯一影響因素，但卻是首要影響因素。美國對日政策從直接幹預到間接施加影響，從借中日牽制蘇聯到借日本牽制中國，都成為中日關係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同時，世界力量格局也在向“蝌蚪型”轉編，即中美力量對比縮小，但與世界其他國家差距拉大，中堅力量群體對國際關係作用正在上升，日本由此開展“中等強國外交”，即“第三方外交”，實行多項對衝的基本策略，為自己預留戰略操作空間。第四，時代因素。他認為，這一維度中的觀念、思維和行為模式變量對兩國關係起著重要的作用。從可視因素方面來看，世界由冷戰時期“兩個平行市場”轉變為全球化大市場，原先各國的“貿易替代模式”也已經轉變為世界產業鏈模式。因此，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將會更加緊密。從不可視因素方面來看，資本與市場、社會與民意越來越多地影響國家關係，國家行為模式、關係模式和國際關係模式也發生了變化，合作競爭成為常態，國家關係出現相對化特質。利益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持有對極端行為起到了限製作用，即利益抵押使得國家間關係的處理變得更為謹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