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戰：我當時去大陸之前，有幾個基本的想法。第一個想法是，兩岸越走越近是一個歷史的驅動，是大勢之所趨。我認為，大陸有大陸的改變，台灣有台灣的改變，都是整個形勢所走的，兩者是越走越近。所以，好像我曾經引述鄧小平所講的政策跟他的方向，也引述蔣經國先生的理念跟他的方向，我認為我們沒有甚麼跨不過去的門檻，這是歷史所展示的東西。
第二，我覺得，發展兩岸關係也是台灣民意的展示。到二○○五年，我們已經在野五年了，但是我們看到的民意，包括各種各樣的民意調查，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選舉—除了二○○四年作弊的的選舉之外，民進黨其實沒有贏過，他們的敗跡越來越明顯。民意也要求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何況兩岸都是一個民族，是一家人。
雖然兩岸在歷史的遭遇上不太同，台灣是一個海島，曾被割讓、奴化、獨化，際遇與大陸不太同，但根在大陸卻是事實。我到北大去，就想到我的母親年輕時就在那裡念書，她住的宿舍、上課的地方都還在。我的父母在北京結婚，早年工作的時候也從北京開始，我念書也在那裡開始。然後我又想到，這個大學（北大），跟我的母校台大，關係更是深刻，北京大學的校長後來就是台灣大學的校長......兩岸祇是因為戰爭，才把台灣海峽一水之隔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我們這一代的人，也許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但相信將來的世代一定有辦法解決；我們今天起碼要做好修橋、鋪路的工作，讓將來的世代，在現在這一代努力的基礎上去解決問題。馬英九在五二○就職演說中，也提到深信“以世界之大、中華民族智慧之高，台灣與大陸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
連戰：胡錦濤誠懇、務實、有遠見
問：您跟胡錦濤總書記開創了國共兩黨新的歷史，也開創了兩岸關係新的歷史。可以看得出來，您跟胡總書記個人已經建立深厚的感情，您在與胡總書記交往的過程中，覺得胡總書記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你們為甚麼能夠從政治對手變成合作夥伴？
連戰：我很榮幸能夠認識胡錦濤總書記，不但認識他，同時多次的來往，等於是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我到大陸去，正式拜訪胡總書記，已經有四次（加上今年八月奧運期間的見面，已經五次）。從二○○五年首次見面到今天，胡總書記給我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非常誠懇的人，很平實，很親切，可以推誠相與。
第二個印象是，胡總書記是一位很有遠見的領導者。我二○○五年“和平之旅”到北京大學演講的時候曾提到，“現在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刻，長期以來讓國家現代化、國富民強的理想，已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這是過去所沒有的”。胡錦濤後來告訴我，他的看法跟我完全一樣！
我覺得，不論從歷史的宏觀、文化的長遠，或從民族的命脈來看，現在是一個值得珍惜的時刻，這是歷史上頭一次中華民族達成國富民強、經濟繁榮、社會公平與富庶，而胡錦濤就有這樣的抱負與遠見。
第三，我覺得他很務實。胡也認為，如果大家都去強調過去那種讓我們都飽嘗痛苦的零和（Zero-sum）思維，兩岸將永無解決問題的一天。相反，他能夠用對方的立場來思考很多問題，甚至提出解決的方向，這是很了不起的一種務實主義。這也是胡錦濤令我非常感動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胡總書記頭一次宴請我與夫人連方瑀。飯後，胡總書記說：連主席，連夫人，你們來看看，我有個東西送給你們。我看到一個很好的木箱子，他讓我們打開看一看。我們一打開，裡面是整套的文件。起初我不知道是甚麼文件，經胡錦濤說明，我才知道，這些文件都是從南京第二檔案館裡調出來的、有關我的祖父連雅堂的珍貴史料。
這些文件的內容，簡單的講，就是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年成立時，祖父連雅堂從台灣台北，寫信向國民政府內政部要求恢復中國國籍的信和申請表格，寄件人的地址還寫著“日本國台灣台北市”。
在此之前，我祇知道我的父親連震東在民國二十幾年，就是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以前，因為在大陸隨一位叫張繼的國民黨元老做事，當時中日要打仗了，我的父親向內政部申請恢復中華民國的國籍，從日本人變回中國人。我不曉得我的祖父也曾這樣做過。
胡總書記給我的這套文件，現在還在我家裡。胡錦濤能夠把這些文件找出來，讓我覺得他非常用心，非常令人感動，非常的親切，非常的誠懇，既有遠見又務實。因此，我們很容易交談，交談也很容易產生共鳴、共識。後來的國共和平發展五項願景也是這樣子出來的。
五項願景不但提到國際空間，也提到和平協議，這些議題以前也有學者、專家在談，但都祇是說說而已，像石頭丟進水裡，撲通一聲，甚麼都沒了。所以，五項願景的共識，是一個很大的發展，大家都能夠面對真正的問題，訂定努力的方向或指導的方針，這是有它的大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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