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發生山難的時候，我正好在德國出差，在互聯網上得知，北大山鷹社5位同學登山時遇難，當時90%的人覺得北大山鷹社不應該去爬山。北大的學子，都是獨生子女還沒有工作、生命就犧牲了，對不起國家，更對不起父母，對不起社會的期望，社會上譴責占主導。我當時連夜發了一個帖子，題目叫“山鷹精神永存”。中華民族是有幾千年文明歷史傳統的國家，我們不缺少文化修養，但是我們是不是缺乏一種不帶功利主義、現實主義的、探索未來的冒險精神呢？好在有山鷹社，山鷹社就體現了這樣一種精神，他們就是不滿足自我現狀，沒有任何世俗要求，就是探索、冒險的精神。
我們社會的改革往往是沒有辦法的才改革，但是山鷹社在學習期間組織起來到大自然挑戰自我、感受自我，這種精神在當今社會很缺乏、也是很需要的，這是北大精神的一個延續。
在一年之後，2003年，我作為中國的民間人士，也作為中國人中年齡最大的登上珠峰，那年52歲，“M”的第一點就是我的登山。中國民間登山發源於北大，北大山鷹社是我的一面旗幟，北大山鷹社第二任社長又是我的一個代理教練。所以再往之後的7＋2（“7＋2”是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達南北兩極點的極限探險活動，編者注），只是一個延續而已。
探險活動和社會責任相結合
再說一個“M”的低點就要追溯到2005年，珠峰登上去了，七大洲完成了，開始完成“7＋2”。首先去北極，機場我發現有一位老學者，名字叫潘文石，是北大的一位生物學教授，他站在這個隊伍中讓我感到非常振奮，我和潘文石教授是忘年交，都是環保推動者。他出現在機場我很意外，因為老先生從來不參加這樣的活動，他笑咪咪的遞了我一封信，說這封信你到飛機上去看，信很短，第一對我的探險事業，包括登珠峰表示祝賀，第二個事情是你做的事情對社會影響很大，發揮了正能量。我感到耳朵發燙，我覺得不是這樣，因為登珠峰也好，登七大洲高峰也好，完全是個人性格的彰顯，是一種自我的表現，從來沒有覺得對社會怎麼樣。但是我體會到了老教授為什麼到機場給我送行，他的潛台詞是說你的影響非常大，是不是可以把探險活動和社會活動結合起來？
所以後來穿越南極就不同了，穿越南極和公益活動、保護環境結合起來。那次募款80萬。之後2010年我第二次登珠穆朗瑪峰，明確意識到不能在登山過程中丟垃圾，我們與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合作了“零公里行動”。當然小便還是留在那裡，大便也要帶下來，有特別的塑料袋和特別的廁所設置，收集起來帶到山下。我們還和西藏的登山學校建立合作，建立專業撿垃圾的隊伍，共撿了4噸垃圾。那年正好是上海世博會，我們把撿的70多只氧氣瓶到上海世博會，做了一個裝置藝術，使大家關注自然，這是這個“M”低點中的高點。
衡量成功的標準是跌落低谷之後的反彈力
如果問我中國的企業家中有沒有很佩服的，有很多，但首先我想到的是褚時健先生，75歲去哀牢山種橙子。他原是雲南一家卷煙廠的廠長，曾鋃鐺入獄，處境非常凄慘，中國很多事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往往一個有名的企業家出事，是有著政治鬥爭的背景。我在他面前間接表示了這樣的遺恨，沒想到老人淡淡的說，改革嘛總要有代價的。之後話題一轉給我談2000畝的果園，他那年75歲，這位遭了劫難的老人，承包了2400畝的橙園，大談五年之後樹上掛橙的情況。他的管理方法是在那裡扶貧，哀牢山是傣族，而且是非常貧困的黑傣，他完全按工廠的方法，把這些成員分產到戶，一家7000株。褚時健先生讓我體會到了一個人一生的偉大之處。巴頓將軍說過，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準，不是他頂峰的時候有多高，而是從頂峰跌落低谷之後的反彈力，我從褚時健身上看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