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革命時代的士大夫”，即汪曾祺與他的師長、朋友，及一脈相承的晚學後輩。應該說，孫鬱的梳理及論述是有獨到之處且詳盡的，但未嘗沒有再加以補充的餘地。如自文學的影響“譜系”而言，汪曾祺是沈從文當之無愧的承繼者，沈從文在創作之初受著廢名曲曲折折、不可小視的影響，而廢名作品對汪曾祺的浸染亦顯而易見。他們三位，1949年之後，都踏踏實實地留在大陸，不折不扣遭受著自精神到肉體的打擊。沈從文兩度試圖自殺，未果，放棄小說寫作，轉入文物服飾研究。廢名輾轉去了吉林大學，努力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改造自己，文風大變，此時期的文章我看過一些，只感覺一陣悲哀，這還是廢名麼？那個寫小說如唐人絕句、晦澀迷人的廢名哪裡去了？他的改造確是徹底的。文化的傳統固然“沒有被無情的動蕩完全摧毀”，但許多文化人卻已然被摧殘得面目全非了。從這一點而言，汪曾祺是幸運的，他還留有劫餘的時間。
如果說汪曾祺的文學趣味一脈相承廢名、沈從文，那他對民俗、野史雜記的興趣就與周作人、俞平伯、浦江清脫不開關係了。浦江清是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書的老師，學問是極大的，對學生的影響不能忽視。孫鬱專列一節論述之，他比較汪曾祺的《關於八仙》和浦江清的《八仙考》，認為前者很可能受啟發於後者。浦江清是隨筆式考據論文，周作人是學術式小品文，各有千秋，而俞平伯為苦雨齋弟子，脈息承繼中亦有自己的雅致風格，汪曾祺與這些前輩學人屬同路人，顯然多有借鑒。而他們在革命年代的遭遇亦可一表，浦江清年紀最輕，卻最早逝去（1957年），固然學界少一有學問的學者，但隨後那些紛紛擾擾的動蕩也就與他無關了；俞平伯或許怎麼都想不到，自己拿早先寫的一部紅樓夢論稿重新出一下，意外受兩個“小人物”（藍翎和李希凡）攻擊，竟掀起文藝界的一場大批判，是為之後二十餘年運動不斷的先聲，如此“榮幸”，老頭兒惶惑得緊，只好在惶惑中艱難度日；周作人應了自己早早說過的“壽則多辱”，夾著尾巴在新政權下度過十數年，紅色風暴乍起，立時被棄之於地，以一個老人最不願意的方式死去。
孫鬱在書中未多論及浩然，應源於其不屬“革命時代的士大夫”之列，不過我認為，將之引入，與汪曾祺作比，對於認識那個時代文化人之多元性大約更有好處。汪曾祺比浩然年長十二歲，出身士紳家庭，在1949年之前已有文學實踐，具成熟的文學觀，較之浩然生於農村，在紅色時代開始文學夢想，觀念上有截然的分別；但奇異的是，“文革”期間兩人都受到江青的垂青，因文學之才受到任用，汪曾祺進入樣板戲團工作，浩然更是接近小集團核心，其小說《艶陽天》、《金光大道》紅極一時，有“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之稱。汪曾祺後來有隨筆曰《隨遇而安》，闡述其人生觀念，其實這一段“樣板戲經歷”亦是如此，事情來了就隨著“走”，畢竟個體遭逢大時代，渺小不足道，抗衡不起；而寫《沙家浜》那些“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的唱詞，雖是遵命之作，但販些自己的“私貨”進去，未嘗沒有創作的愉悅在。孫鬱說，“逢場作戲的因素多少是有的”，這個不錯。浩然的情形自是不同，他貧寒出身，最大的理想就是成為作家，進入江青所掌控的“核心”並無權力的野心，還是為了能夠寫東西，所以“機會”來了並不伸手（文化部長讓擅逢迎的於會泳當了去），只是以自己的作品問世並出版為滿足，當然代價亦是有的，總要寫點《西沙兒女》這樣的東西交差。動蕩過後，一切重新開始，汪曾祺迅速回歸自己本然的審美，寫出了《受戒》、《異禀》、《大淖記事》等令時人大為訝異的作品；而浩然轉折艱難，陷入往日的思維很難出來，直到九十年代，還說出不為當年寫《金光大道》後悔的話，輿論嘩然。不同作家在革命時代的遭遇是錯雜的，其異中有同或同中有異的繁複況味，構成的多重話題頗值得思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