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2日電／美國《華爾街日報》4月1日載文《究竟該如何挽救放緩的中國經濟？》，摘要如下：
自從2009年中國政府採取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後，中國的經濟增長便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對此國內外經濟學家有不同看法。國外經濟學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力，消費占GDP 的比重偏低，依靠投資推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國內經濟學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到，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經濟增長減速。這些解釋並不具有說服力。
發達國家的消費在GDP中的占比都很高，但是經濟增長率卻很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消費在GDP中的占比有高有低，但是經濟增長率都比較高。這就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消費占比的高低並無內在的聯繫。回顧這幾年中國的實踐，可以清楚地看到，當越是想要通過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時候，經濟增長回落的速度反而越快。其中的道理很簡單，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並未到達依靠消費來拉動的發展階段，中國還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而農村居民原本就是傾向於自給自足的。中國需要的是通過增加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減少農村居民的發展戰略。所以，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給中國經濟增長開出的藥方基本上是錯的，因為他們沒有弄清楚中國經濟和發達國家經濟的這種本質上的區別。
用人口紅利消失論或者劉易斯拐點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下滑同樣缺乏說服力。用人口老齡化來證明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是不準確的，人口老齡化意味著流量（遠期）勞動供給的減少，但是並不一定意味著存量剩餘勞動減少。對於中國農村究竟還能釋放多少剩餘勞動，不僅要看農村人口的多少，而且還要看農村技術進步的狀況，如果通過農村技術進步，中國的農業生產率可以達到美國的水準，那麼中國只需投入數千萬勞動力即可完成目前需要幾億農民來完成的農業生產活動（美國今天有三億多人口，僅有300多萬農民耕種著世界22%的耕地）。於是，在今後長達上百年的時間裡，中國還將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會從農村轉向城市工業。
英、美兩國的經驗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英國從1700年開始工業革命，依靠農村剩餘勞動向城市工業的轉移，維持了長達200年左右的經濟增長，同樣美國依靠農村剩餘勞動向城市工業的轉移（當然還有來自於海外移民的貢獻），在1870年至1970年間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其中有90多年是貿易順差。至於那種以今天中國工資上漲為根據來證明中國勞動力已經供不應求、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的論點就更加不可信了，因為工資上漲可能是因為勞動力供不應求所致，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政府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扭曲性干預所致。
在筆者看來，從2009年救市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減速主要是由各種各樣的緊縮政策和不當的擴張政策造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