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簡政放權改革本身也需要“法”的護航。為強化對改革的法治保障，把審批項目取消和下放、普遍性降費等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確定和鞏固下來，此次會議決定對66部行政法規相關條款進行一攬子修改，並增加釐清部門監管職責、完善事中事後監管措施的規定。“放”和“管”，可謂托舉市場活力的“兩翼”，不可偏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邏輯，要求對“管”樹立全新理念。除了放管結合，管本身也需要改。當天常務會確定修訂現行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更多向中小企業傾斜。現實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活躍的中小企業，已成為創造新技術、新業態的生力軍。它們的創造力和靈活性決定了，其在提供新供給方面可以大有作為。
好的“管理”，應該通過更完善的認定，對這些企業提供更大的普惠性政策扶持。李克強在會上強調，列出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確有必要，但如果列得過細，像一個目錄，就成了正面清單。目錄以外的新技術、新企業，不僅得不到支持，反而可能被“卡”。“別這邊說鼓勵，那邊就成了市場准入的門檻。”他說。
“現在新技術層出不窮，甚至隨時有顛覆性技術出現。列得太細，就把那些想象不到的技術排除在外了。還是應該更開放，多留一些餘地。”總理說，“但是對涉及安全的，尤其對人的生命財產有損害的，要規定得非常清楚。”
對於高新技術和中小企業，李克強明確了一點：只要消費者有需要，就應該鼓勵通過新技術實現新供給，通過市場加以對接。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確實一以貫之體現在國務院各項政策的細節當中。
（來源：中國政府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