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2日電／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國重要組成部分。而從筆者調研情況看，推進農村基層治理法治化存在多方面困難，需引起足夠重視。
首先，我國農村基層治理能力較弱，導致涉農法律執行並不平衡。因某些涉農法律的執行效果直接關係行政考核成績，基層政府便耗費大量行政力量保證執行。比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為了免於一票否決，不僅需要計生專幹進行常規執行，還經常組織動員所有鄉村幹部進行運動式執法。而另外一些涉農法律，則因與政績考核沒有直接關係而幾乎得不到執行，比如野生動物保護法。這就造成一些涉農法律容易被過度執行，成為“熱法”；而另一些涉農法律則幾乎難以得到執行，成為“冷法”。
其次，在農村基層治理中，法治往往只是治理策略，而非原則。為了在短期內實現基層治理目標，基層政府有時傾向於利用與法治原則相悖的半正式行政策略，喊出“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無事就是本事、妥協就是和諧”的口號。當前，農村治理的兩大中心工作是維穩和招商引資，兩者都涉及調節利益分配、化解社會矛盾。為了實現經濟趕超，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政策、徵地拆遷等過程中違法違規操作；為了免於因維穩不力而被問責，對一些重大事故瞞報、漏報，對無理上訪者或給予利益補償，或採取非法手段攔訪、截訪。
再次，涉農法律體系混亂和執法力量分散，嚴重影響了農村基層治理法治化進程。我國農村基層治理一直依賴於情、理、法的相互配合，熟人社會中的人情、面子和地方性規範是涉農法律體系中非常重要的“軟法”。然而，一些行之有效的村規民約往往與國家正式法律法規相衝突，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必須直面這一矛盾。儘管部分涉農法律是由專門執法隊伍執行，比如農村治安管理有公安派出所承擔，農村土地管理、工商管理等由土管所、工商所等垂直管理部門承擔，但大部分涉農法律是由鄉鎮政府承擔。這就造成執法力量分散、相互推諉等現象嚴重。在某些地方，為了行政目標，甚至相關執法部門都會產生衝突，如地方土地執法機構難以遏制基層政府為發展經濟違規用地的行為。
破解農村基層治理法治化困境，需從重塑鄉村治理體系入手。一是要對鄉村治理目標進行重新定位。鄉鎮政府應從“經營型政權”角色中解脫出來，不應為了中心工作置法治原則於不顧。二是要對鄉村治理的法規體系進行整理。需要理順鄉規民約、地方性法規與國家法律之間的關係。同時正確定位情、理、法的關係，法律是原則，情和理是策略。三是要完善鄉村治理體制。通過完善鄉村關係和鄉鎮政府與各派出機構的關係，來整合農村執法力量，提高執法效率。
（來源：《環球時報》） |
